性工作法与艾滋病防治关系的国际经验：性工业非罪化最有利于全球艾滋病防治。艾滋病的性传播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性工作者的性病和艾滋病感染率相对较高。这种情况导致人们从各个角度开始研究性工作与艾滋病防治的关系。近年来，一些专家和性工作者组织开始关注性工作法对艾滋病的影响，并开始实证研究

禁止性工作的法律基本上被证明是失败的立法。

就像澳大利亚性病专家巴塞尔先生一样，哈考特女士和法学家艾戈女士指出，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和塔利斑统治下的阿富汗，才能暂时不存在卖淫嫖娼。此外，禁止卖淫嫖娼的法律既没有消除卖淫嫖娼现象，也没有真正解决与卖淫嫖娼有关的社会问题。这三位专家还联系了澳大利亚的经验进行了阐述。在上个世纪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州非罪化性工作之前，该州禁止卖淫嫖娼的法律不仅没有减少卖淫嫖娼的规模，而且增加了与卖淫嫖娼有关的犯罪势头，如黑社会势力干预性产业和性产业感染的警察腐败。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悉尼非法妓院性工作者的健康状况与南非最差的性工作者的健康状况相似。

在南非，性工作是非法的。然而，南非禁止性工作的法律并没有有效地禁止卖淫和嫖娼，更不用说通过商业性行为有效地防止艾滋病的传播了。南非的艾滋病问题非常严重。据2007年估计，南非约有57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是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人口大国[1]。最近，南非法律改革委员会从人权和公共卫生的角度，特别是艾滋病防治的角度，启动了一项全面审查南非禁止卖淫的法律[8]的提案。该提案已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根据要求，相关反馈应在2009年6月30日前提交给委员会。委员会最终将法律改革建议提交司法和宪法部门

国际经验证明，对性工作实行许可管理的法律，虽然有利于解决合法登记的卖淫场所的安全卫生问题，以及此类场所工作人员的健康问题。但其覆盖面非常有限，不能将安全卫生措施扩展到非法未登记的卖淫场所和卖淫从业人员。由于对性工作的羞辱和歧视，许多人不愿意被政府贴上性工作者的标签，也不愿意申请性工作许可证。因此，非法性工作者很可能占据性行业服务人员的绝大多数。例如，在奥地利、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这些实行卖淫管理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政府对性行业的管理和服务不能使未登记的性工作者、业余性工作者和街头性工作者受益[3]。

性工作非罪为艾滋病提供了宽松的法律环境。

与禁止性工作和实施性工作许可证不同，在性工作非罪化的情况下，政府对性工作的处理与其他行业的工作相同，不强制性工作者登记和管理，性工作者不属于法律打击和严格管理的对象。因此，性工作的非罪化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性工作者的地下化和边缘化，为性工作者从健康和卫生的角度进行普遍的行为干预提供有利条件。然而，政府的非严格管理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理性行业。政府从市政规划、公共卫生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管理性行业。例如，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州的性工作法律环境相当宽松，性行业和其他合法行业由当地政府管理。本州涉及性工作的主要法律有:1979年环境规划评估法(1979年Theenvironmentalplanngandassentact1979年)、1988年轻微犯罪法(1988年Thesummaryoffencesact1988年)、1943年场所限制法(1943年Theresact1943年)等。同时，政府的管理也体现在确保性工作不违反公共利益。例如，新南维尔士州《1988年轻微犯罪法》规定，性工作者在住宅、学校、教堂和医院所在的街道或靠近上述场所的街道吸引顾客。

性工作非罪化的法律也给了性行业相当大的自我管理空间，可以促使性行业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活动，尤其是与性工作者安全健康利益相关的活动。比如澳大利亚一些代表性工作者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积极推动性工作者的安全健康工作。比如红色联盟(Scarletaliance)是澳大利亚全国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与澳大利亚艾滋病组织联盟联合开发了《澳大利亚性行业职业健康健康最佳实践准则》。另一个例子是，相当一部分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为澳大利亚的性工作者提供同伴教育和展览服务。比如新南维尔士州的性工作者展览项目(SexworkersoutreachProject)和澳大利亚首都的区域性工作者展览项目(SexworkersoutreachProject，Australiancapitaliteritory)等等。澳大利亚成功的艾滋病防治经验，目前还没有发现艾滋病通过性工作传播的任何案例。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性传播，包括商业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从性工作法律制度对艾滋病防治的影响来看，国际经验表明，性工作非罪化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通过性工作传播的最佳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