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杂剧是第一部传播到西方的中国古典文学《赵氏孤儿》等剧本的翻译，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第一扇窗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中国学者对戏剧的研究始于西方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古典戏剧文本的重新阅读和评价基本上是在西方戏剧话语的框架下进行的，如悲剧、喜剧等许多概念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口的。

中国古典戏剧作为中西文化的桥梁，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比较中西文学史的教学，不难看出古典戏曲在西方汉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传统上是汉学研究的「起始点」在过去的20年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与国内研究相比，这些成果在批评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参考价值。有的体现了西方汉学的传统方法，有的吸收了近年来西方批评理论的新方法，有的体现了跨文化阅读「误读」问题。由于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阅读中国文学文本，汉学往往可以摆脱中国文化中现有的批评模式和典律（canon）探索文本的潜在意义和价值。因此，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的角度对汉学进行研究「再阅读」意义重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汉学研究的翻译和介绍，特别是方法论的交流，无疑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从而在世界文学的新高度重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作者在本文中要特别介绍的是伊维德（Wilt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H.West）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

二

伊维德最初执教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最近转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习如谷现任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王实甫的《西厢记》（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尽可能保留了原创作品的风格，用词、形象，甚至双关节，是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新有益尝试。在这篇文章中翻译「前言」他们对《西厢记》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例如，他们来自中国文化「阴」，「阳」二元对立，指出《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夜、水、月、寺等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阴」的符号。和尚不再被视为儒家宗族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因为他们辜负了繁衍后代的任务，崔家除了一个未成年的快乐儿子外，都是女人。因此，崔张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阴」）包围，发生在主导环境中。张生偏离了儒家仕途经济的正轨（「阳」进入这个充满性爱的世界)，进入这个充满性爱的世界「阴」经过一番旅行，终于通过了科举考试，又回到了世界，「阳」正统文化的世界，最终，「收编」。2

此外，他们还认为「剧中有很多色情形象和相关隐喻，主要以双关的形式出现。大多数中西学者对此保持沉默。」3作者并举了媒人和张生的几次对话来解释这种隐藏的对话「性」比如红娘嘲笑张生。「银样蜡枪头」，以及莺莺写给张生约会的那首歌「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了，」等等都被认为是性的隐喻。结合晚明文化泛滥的历史背景，这种解读不应该太牵强。在西方文艺批评中，「性」问题越来越敏感。在中国，「性」它仍然是文学批评的禁区，尤其是古典文学批评。

然而，伊维德和奚如谷在元杂剧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就是他们关于明代宫廷和文人对元杂剧的修订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讨论。他们最近发表了许多论文，证明我们今天看到的元杂剧文本实际上是明代文人大量修订的书，与元代的表演书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这是真的「老生常谈」，这不是什么新发现。例如，在《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孙楷第将几本明刊与元代书籍进行了比较。

然而，今天的元曲书，今天的见士礼居藏元刊，原本也是……然而，虽然这些明抄明刊不依赖原著，但去原著并不遥远；一般来说，音乐是经济的，文字是容易的，而不是大的改变原文，所有的文字都被删除了。至于臧茂循编的《元曲选》，孟称舜编的《柳枝集》和《洒江集》主要以正文为主，对原文无所珍惜，其书甚至重订。所有删除的基础，学校都是元刊，大概有10%或9%的原文。茂循重订，学校是元刊，原文只有156或145。

至于循在编辑《元曲选》时所做的大量增删、改订，更是广为人知。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站在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高度，讨论了元杂剧「场上曲」到「案头剧」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意识形态转变。他们将《元曲选》等万历时期的明刊与现有的元刊（如《元刊杂剧30种》、《古代名家杂剧》等）进行了比较。在大量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他们信服地提出了元杂剧从早期市场演出到今天文人头剧的发展线索。更重要的是，他们挖掘了文本修订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指出元杂剧被明朝统治者接受，改编成宫廷娱乐，不仅形式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形式的变化，改变了杂剧的本质，其内容纳入了正统意识形态的轨道。事实上，从民间的、口头的、颠覆性的「亚文化」发展到正统、书面、符合「诗教」吸收传统主流文化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文学体裁的共同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限于元杂剧，而且有助于发现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些常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