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批评已经走得足够远了，但同时也遭受了足够的批评，尤其是自20世纪以来，韦勒克的批评仍在耳边。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应用，使文学社会学研究成为图解文本生成和展示过程的庸俗方法，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文学发展的逻辑过程，而且使文学批评越来越简单和僵化。一方面，文学批评简单地解释了现实，反映了现实，机械地表达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说，“虽然文学批评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为文学提出正确、公平的社会要求和必要和紧迫的社会任务，但它往往无法表达这些要求和任务，也就是说，它不会用文学本身的语言来表达它们。”[9](P146)这表明，文学批评本身不仅缺乏分析文学固有的审美特征的能力，而且缺乏从人类历史文化的整体角度切入文本意义深处的宏观性格。在这一点上，简单的机械反映是无能为力的，而从文本纯粹的审美元素出发的批评形式则相去甚远。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批评本身，而在于批评的概念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方向。虽然有时是为了弥补偏见和缺点，但矫枉过正仍然是当前批评的症结。

僵化和机械曾经是社会批评的慢性病，但如果我们消除文学意义生成和展示中的社会和历史因素，我们只能带来意义的空白和弱点。因此，20世纪社会批评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指出，文学批评不应局限于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和社会关系的简单解释，而应以特殊的方式进入文学，分析人类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征，回答文学史发展中的问题。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认为，对价值的判断是文学批评的内在特征，也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的地方。价值判断不仅是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也是文学研究的现实形式，这是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在历代批评和积累的过程中，反过来又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个过程”。[10](P36)因此，戈德曼专注于改变传统社会的批评，在引入结构主义观念时强调结构主义批评“结构”这说明文学批评不仅满足于意义的解释，更注重意义的生成过程和作用。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况下，意义的产生和展示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整体文化现象。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社会批评一直试图深入到这种文化现象中，无论是一些愤怒的考德威尔，还是试图从人类社会、文化和宗教意识中解释作品的意义特征，或坚持“所有的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伊格尔顿的努力反映了社会批评对人类整体文化视野的挖掘和对人类整体文化开放的理论转型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文学批评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批评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