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代文学”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话语，是众多文学话语之一，其核心是一套“纯文学”制度。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等人曾经谈过“文学主体性”，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就是这样一种现代的文学制度和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资本主义经济主体和法律主体的建设相对应，他们也应该在文学领域做同样的事业，即建立文学主体。在福柯看来，这一文学主体始于17世纪：“在文学话语界，自17世纪以来，作者的功能日益增强；至少在中世纪，传说、诗歌、戏剧或喜剧可以以相对无名的名义流传，现在被问及（必须说）从哪里来，是谁创作的。作者被要求对其名下作品的统一性负责。要揭示，至少要保证文本中隐含意义的可信度。他想把自己的作品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创作历史联系起来。作者是赋予令人不安的虚构语言统一性、连贯性和与现实相连的人。”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产权明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切都很悠闲，只此为大”，中国“文学革命”王国维也破天荒地将先行者王国维打破天空“作者”——“法人”和“产权”提出问题。由于这套文学话语的鼓励和支持，王国维提出了《红楼梦》作者作为唯一有价值的研究问题。而胡适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者”正是在这个话语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红学”。因此，资产阶级现代文学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资本主义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全面贯彻自己的法律和制度，全面统治、控制和改造整个社会。资本主义不仅用自己的法律塑造自己的王国，还用自己的法律征服整个世界，甚至用自己的法律改写历史。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每一代都在不断变化和演变；但在黑格尔，甚至马克思，除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中国，而且整个东方都是“停滞和静止”，是“没有历史”的。这样的历史观内化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就是——“这段历史没有时代”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历史。只有在中国遇到西方之后，“停滞不前的中国”才开始“有了历史”所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创造历史”。我们今天所理解和说的话“文学”其实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且，“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它同时诞生。胡适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者，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创造者。他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古典文学”。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理与萧统的《文选》相比有多么不同。刘协的《文心雕龙》与姚奈的《古文词汇》所呈现的中国古代文学。胡适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方法，也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世纪初，胡适用了他从美国学到的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技术“强奸”中国古代文学。他强行解除“旧红学”金圣叹的《水浒传》评论、《西游记》评论等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的权力，把所有的解释都打成了“牵强附会”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规范重建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批评体系，就像现代国家推翻家族权力，把所有的合法暴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样。胡适从未意识到，他用19世纪完全异质的西方小说批评标准来评论几个世纪前写的中国古典小说是多么粗鲁、野蛮、荒谬。胡适认为金圣叹用当时的金圣叹用“选家”评论《水浒传》就是评论《水浒传》“凌迟碎砍”他要充满扫荡“八股选家气”和“理学先生气”金圣叹的《水浒传》要为《水浒传》的研究开辟新的方向，开辟新的道路。然而，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却是“科学研究”就像用西方拳击规则来判断中国功夫一样，驴头有点错了。他用19世纪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古典小说，就像用西方现代法律来审判中国古代公案一样，更像是关公战秦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