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一定时代的艺术发展必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有关,这种关系往往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对现代文化思想的反思中,商品经济时代与艺术发展的关系只被描述为一种单一的矛盾,对立的风格,即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根本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一些学者将此概括为对抗现代文化批判的审美趋势(注:刘晓峰:《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9页。)。从卢梭、康德、施勒格尔、席勒经尼采、波德莱尔到本雅明、阿多诺、福柯,这种思潮可谓源远流长。就连对启蒙主义理性赞不绝口的黑格尔也发表了不利于市民社会艺术发展的悲观论调。更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人们往往愿意将马克思重新定格为抗现代美学战士。应该说,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特定背景下,对马克思的解读具有内在的逻辑诉求和实践目的,以应对现实社会矛盾,重构思想资源。然而,经过百年的现代化挫折和近20年刚刚踏上现代化征程的中国,虽然我们遇到了时代与艺术发展的历史对立和矛盾,但在现代背景下重复西方反思的话语,是否会让我们走出教条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进入另一个脱离当前中国实践的误解?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1857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命名论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下,充满审美理想的传统艺术创作和发展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更不用说20世纪法兰克福学校对资本主义时代工具理性破坏人类艺术发展现状的猛烈批评了,就连19世纪的歌德也在《艺术与手工业》一文中谈到了现代“真正的艺术作品”创作的必要条件在创作真正的艺术作品方面没有太大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创作能力似乎在萎缩,甚至有理由担心真正的艺术作品找不到合适的土壤或气候。“阿基里斯能同火药和弹丸共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与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共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不一定会消失,那么史诗的必要条件不就会消失吗?”(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渗透德国文化传统的马克思,像歌德、席勒、黑格尔一样,是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热情和深刻的崇敬者。他们都以古希腊艺术为榜样,真诚地赞美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资本主义时代理想和完美艺术的萎缩感到遗憾。痛苦与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他的判断比歌德和黑格尔更激烈:“资本主义生产与艺术、诗歌等一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然而,仅仅以此作为马克思分析,了解资本主义时代与艺术发展关系的唯一结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不能忘记,在马克思关注社会历史运动的哲学背景下,其基本问题意识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旅程,即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以人类自由为生命的审美问题也不能超越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当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时代与艺术发展之间的矛盾时,必须澄清的本质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必然形式。从道德上讲,马克思可以说“我绝不会用玫瑰来描述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但在科学上,“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基于他对自己的看法。同样,我们也不能基于他的意识来判断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相反,这种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和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有冲突中解释”(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也就是说,虽然现代不利于甚至敌对古典艺术的发展,但古典艺术的审美意识既不能阻止古典艺术的衰落,也不能阻止现有社会矛盾产生的新艺术作品和新的审美意识,因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生产不同于适应中世纪生产方式的精神生产。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其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就不可能理解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种生产的相互作用。所以也不能超越庸俗的观点。”(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5-296页。)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审美情感上热爱古希腊艺术的不朽魅力,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攻击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模式,导致社会和个性自由的全面异化。然而,我们不能把古今艺术理解为一种模式,更不能把古典艺术形式作为衡量今天艺术形式的唯一标准,从而完全否定当前社会艺术发展的可能性,任意简化时代与艺术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说:“进步的概念在一般通常的抽象意义上理解。”(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2页。)在商业生产模式的基础上,精神生产有自己特殊的气质,新的艺术形式是否进步,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比较和调查关系,同时看看与以往的艺术发展相比,是否提供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是否符合人类艺术发展的基本趋势。柏拉威尔似乎更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不同意一帆风顺、统一的进步,普及各方面幼稚的观点,也反对赞美古非今的观点。他在《政治经济批判大纲》中预见了这样一个未来,将生产借助现代生产方式的丰满与丰富与历史早期简单世界的和谐融合相结合。”(注: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93页。)虽然商品经济时代窒息了古典审美理想的艺术发展,但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不仅刺激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发明不仅增强了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也增强了生产者感知对象的能力,包括审美感知能力。“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为材料提供需要。……消费对对象的需求是由对象的感知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了懂得艺术、能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都是如此。因此,生产不仅是主体生产对象,也是主体生产对象。”(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5页。)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时代,说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和闲暇时间完全被异化,完全失去了审美情趣,恐怕是不正常的。即使是资本主义条件生产的不同于古典艺术的新艺术形式,仍能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只看到商品经济时代对艺术发展的负面影响不符合历史事实。本雅明与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