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其中一个表现是戏剧危机，主要体现在戏剧的消亡上。戏剧的消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显的消亡。20世纪50年代有317部全国戏剧，20世纪80年代初有360多部。现在有一个剧团可以进行200多场专业和业余表演，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100多部戏剧已经消亡。例如，山西戏剧省的戏剧数量从49部减少到28部，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另一种是隐性消亡。也就是说，剧团仍然存在，甚至有很多剧团，表演甚至非常繁荣。然而，剧种的个性正在迅速消失或同化。探讨剧种危机的原因及其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无疑对传统戏曲摆脱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剧种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剧种自身的艺术个性消亡。

剧种自身艺术个性的消亡主要体现在三倾一缺上。

首先是戏曲创作集约化的倾向。所谓戏曲创作集约化，是指与其他兄弟剧、姐妹艺术相比，与几位全国知名编剧、导演及其习惯合作的团队打包所有戏剧的世界。无论是语言还是语调，都没有必要了解各种戏剧的传统、风格、审美定位和自我属性。所有戏剧的剧本都是写的，所有戏剧的新戏剧都是排列的，这使得戏剧的普遍性取代了戏剧的特殊性。戏剧性取代了戏剧性，戏剧性的优势和特点再也无法发挥出来。甚至有戏剧性、歌剧性和舞蹈性的倾向。一方面，新剧不能反馈戏剧，另一方面，戏剧本身的艺术积累也不能支持新剧，导致戏剧与戏剧脱节。我们只看到剧本和戏剧的个性而不是戏剧的个性。

二是地方戏剧都市化的倾向。罗怀珍先生在《重建中的中国戏剧——传统戏剧现代化和地方戏剧都市化一文中说：民间是戏剧存在的基础，实际上决定了戏剧发展的命运。农村、城市（包括宫廷）之间，如农村是最原始的土壤，提供无穷无尽的生长元素和新鲜材料，经过城市甚至广义宫廷的逐步加工，最后经过先进文化和优秀艺术家的精心抛光，形成规范，完成形成，成为流行的时尚和艺术经典。然后回顾中心城市到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辐射，形成相互依存的互动联系，形成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阶段。因此，城市化是中国戏剧每个存在阶段的必要场所。正是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当地戏剧很容易像罗先生担心的那样无意中失去了自己，即盲目迎合现代城市人的文明视角和价值观，追求奢华和时尚，并完全放弃自己独特的原始气质、原始材料、原始外观特征。因此，最终创作的作品局外人看不到当地的本地性，当地人找不到亲密关系，当地文化的可解读标志模糊，甚至无痕迹。

第三，盲目追求大生产的倾向，在布景、照明、服装、道具、效果、伴奏等形式上不惜高成本、高投资，甚至走向极端。最初，随着现代舞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各种艺术类型的相互影响，追求精致的舞台艺术和丰富的音乐伴奏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果歌剧仍然坚持大白光和一桌两椅，就等于保持不完整，最终会被《纽约时报》淘汰。然而，对精致形式的追求必须考虑到作品的实际需要和观众的承受能力。所谓作品的实际需要是，精致形式必须与内容协调，必须保持戏剧本身的艺术特点。高投资、高成本当然是精致形式的重要物质保证，但两者不一定成正比，精致形式不一定是大生产才能实现的。

最后，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剧本本身精神内涵的严重缺失。这种缺失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是戏曲民间气质的淡化甚至消亡。歌剧植根于民间，从民间土壤中汲取营养。各地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精神赋予了各种戏剧独特的气质和内涵。以淮剧为例，淮剧植根于古楚国。楚虽三户，但秦必楚。从屈原到西楚霸主，楚人的血液中总有一缕精神的高贵和飞翔。反映在淮剧中，它还蕴含着古楚文明的浪漫、活力和氛围，体现在精神气质上，即雄伟、坚韧、深刻和壮丽。然而，在今天的大多数戏剧中，我们很难感受到这种充满生活质感和生活张力的光环，特别是那些已经走出农村，在城市扎根的戏剧，在外国艺术和文化风格的影响下，往往会失去对自己精神内涵的信心和认同。今天，为了赢回观众，许多剧种将迎合公众视为魔法武器，盲目追求剧本内容的流行和肤浅，甚至毫不犹豫地降低艺术品味，牺牲艺术良知来迎合一些观众的低品位兴趣。也有一些剧本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品格，强迫剧本太重的思想内涵，甚至为了获奖、迎合、描述领导和专家的意图，故意表达哲学或多义主题，形而上的哲学投机和理性探索，取代现实生活的直观体验和情感把握。缺乏剧本精神内涵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最终会导致剧本自身艺术品格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