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学科建构的过程-职称论文网

【摘要】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基点在于学科定位,由一般的文学地理现象研究到文学地理学学科意识的自觉再到明确的学科定位,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具有奠基性和导向性意义｡在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走向学科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在理论､方法与体系建构三大核心环节同步推进,系统整合｡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要求,今后应重点在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寻求新的突破｡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突破方向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之所以能在世纪之交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步向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发展,既有赖于特定时代机遇的赐予与时代精神的孕育,同时也是几代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致力于文学地理研究的同时,一直怀有建构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学术理想与使命,并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根据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探索和揭示学科建构的逻辑基础,总结和反思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可以进而明确今后的前行方向｡

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应以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为逻辑基点｡诚然,任何一种新兴学科的学科定位,在初创时期往往都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学者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既有赖于大量实践的探索,同时也需要理论上的自觉,然后逐步达成一定的共识｡文学地理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从学科意识的自觉到明确的学科定位,确是一个重要飞跃,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导向性意义｡

早在1982-1983年间,北京大学袁行霈应邀赴日本讲授有关中国文学的多门课程,后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即由讲稿整理而成,其中第三章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已涉及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重要论题的论述,虽属“概论”性质,却有先导性意义｡1986年,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从批评现有文艺研究惯于线性探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入手,提出文艺地域学研究的构想,标志着文学地理学学科意识与学科定位的初步自觉: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pology)研究吧｡

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既可分析其静态,也可考察其动态｡这样,文艺活动的社会现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场”,可以进行一些新的科学的探索了｡①

在这一文艺地域学研究的构想中,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分布研究｡文学与艺术的地域分布研究不是仅仅画出地图,作描述性的资料排列,而是以此为基础提出问题｡二是轨迹研究｡可以是考察文学家､艺术家､作品及其问题､风格的流传道路｡三是定点研究｡可以是考察一时期或长时期内一个文学艺术流派的集中发展地点,也可以是其他的点｡四是播散研究｡其对象可以是尚不明白全国传播轨迹的风格､流派及其他｡例如同一主题或同一结构在不同地域中重复出现或形成模式｡② 在此,金克木已明确提到“地图”概念,或许对杨义所提出的“重绘文学地图”有所启发｡

以此为先导,后来一些学者继之从不同层面加以进一步的申述｡1998年,陶礼天发表了《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一文｡陶文认为,华夏文化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国土上发育生长的过程中,其整体风貌､精神气质明显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有关文学地理学的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但因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至今尚未能建立这门学科｡只是意识到甚或模糊地意识到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之间的相关性,还是远远不够的｡不去弄清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理论构架以及研究的重心､范围､方法,没有树立起自觉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也就不能够使中国的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做到逻辑严密､别择精确,特别是对古代许多文评概念､审美范畴,如气质与清绮､温雅与雄据､实际与虚无的探讨,就很难作出“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互统一的分析｡就研究对象与内涵而言,“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其学科定位可以归结为:

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个边缘学科｡

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是指地域的文学,即在特定文化地域､具有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中所产生的文学;所说的“地理”也主要是人文地理,即偏向于人化的自然方面｡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③

最后,作者特别呼吁文艺理论家给予文学地理学更多的关注,并提出了文学地理学分层研究的初步设想｡首先要研究文学地理学的一般原理､原则与方法即文学地理学概论;其次才是国别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就是国别文学地理学之一;再次是区域文学地理学,如对中国南北文学的各自探讨｡这些意见也都富有启示意义｡

2001年,胡阿祥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断代文学地理研究专著——《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在此书结语中,作者也明确提出了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构想:“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学因子之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可以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④ 对于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学与地理的双重学科属性的界定大体与陶文相近｡作者由史入文,文史相融,所以具有跨学科的敏锐思维与眼光,但在“文学地理”之前冠以“历史”二字,名之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显见其偏重于人文地理学的本位立场,则与陶文所论同中有异｡

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问题,笔者在发表于2006年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中也作过学理上的探讨,提出如下思路与设想:

(1)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不同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

(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

(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

(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据此,大致可以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⑤

2011年,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就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任务与目标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任务作了如下界定:

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形成的文学传统､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⑥

与此同时,该文又提出今后的任务,就是在继续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加强它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尤其是要建立它的学术体系､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

根据以上所引各种意见加以归纳,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大致有三种取向,其中处于两极的是地理本位论与文学本位论,前者为人文地理学界所普遍持有｡后者以曾大兴､梅新林等为代表｡所不同者,笔者在将文学地理学定位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旨在强调其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处于以上两极之间的是“双重属性”论,以陶礼天､胡阿祥等为代表,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又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同时归属于两者的交叉边缘学科,这一主张带有明显的折中性质｡

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

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走向学科建构,需要同时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

1.理论的建构

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大核心环节中,理论的建构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灵魂｡由文学地理研究实践引发的学理思考以及进而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标志着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是诸多学界同仁学术智慧的共同结晶｡

在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中,当以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影响最大｡“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一个旨在以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通解文学之根本的前沿命题｡值得关注的是,把地图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的写作,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价值｡它以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因为过去的文学史结构,过于偏重时间维度,相当程度上忽视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这样或那样地造成文学研究的知识根系的萎缩｡地图概念的引入,使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和文学史的领土,进行重新丈量､发现､定位和描绘,从而极大地丰富可开发的文学文化知识资源的总储量｡⑦

应该说,杨义有关“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重要学术命题既属于文学地理学,又是超越文学地理学的｡这就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成果,而作为正在兴起的新兴交叉学科的文学地理学,则应该始终以开放性的姿态将一切有益的成果容纳其中,从而不断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基于对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需要,笔者也曾提出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的“二原”论,其要义可以简略概括为:

所谓“场景还原”,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所谓“版图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版图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那么文学场景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时空组合｡因此,把握了文学“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精神实质,并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信可以在微､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⑧

当然,新兴学科的理论建构必须深深根植于现实需要,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无论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重绘”,还是“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还原”､“复原”,其现在针对性即在于当前中国文学史研究现状的固有缺失以及重构一种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需要,旨在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目的｡在此,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需要理论创新的不断突破与超越,同时还需要诸多同样具有创新意义的亚理论以及工具性概念予以配合,比如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一纲三目四境”论的两相合一,这是微观与宏观的有机交融,可以使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更具学理价值,体系也更为完善｡

2.范式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不同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正是由于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以及研究者既有的不同专业背景与立场,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一直存在着“双重范式”的同时并行,即以地理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与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一些人文地理学著作常辟专章论述文学地理问题,实际上都是从人文地理学既定的学术思维出发来关注和研究文学地理,是以地理为本位而非文学为本位的｡在此,文学地理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分支,就如经济､政治､宗教､艺术､风俗地理等其他分支一样,然后共同构成与自然地理相对应的人文地理学｡而从文学为本位的立场来看,文学地理学之所以名之为文学地理学而非地理文学,表明文学在前,地理在后,文学与地理之间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主导,为核心｡有鉴于此,需要将文学地理研究的以上“双重范式”通过相互交融而加以贯通,即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

对于文学地理学的范式建构,学界应该重点关注和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一是核心区域问题｡文学地理学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而成,在文学与地理之间,既非对等关系,也非重合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如果将文学与地理两个圆圈部分叠合起来,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有三种空间形态:一是仅有文学而无地理;二是仅有地理而无文学;三是既有文学又有地理,即彼此交叉部分,只有这部分才是文学与地理的公共空间,也是由文学与地理融合为文学地理学的主体空间｡其中最应被关注的,是这一空间中彼此最为切近的核心区域｡然后,由中心向外缘扩散,彼此的结合度与重要性依次下降｡再至外缘交叉线,则是文学地理研究的边界所在｡而在边界附近,还存在着一个泛文学地理研究地带｡

二是核心关系问题｡在文学与地理的错综复杂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群体之所在,即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之所在;文学家群体的不同流向,即决定了文学活动中心的迁徙方向｡因此,所谓文学中心的形成与移位以及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对应与转换,实际上就是由文学家群体的聚散所决定的｡

三是核心内涵问题｡文学地理研究中的“地理”,依次包含文学家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与传播地理等不同序次的内涵,这些内涵皆可归结于文学空间形态,同时也蕴涵着地域文化精神｡由文学地理的形态与规律逐步深入于文化地理的精神本原,并着力探索和揭示彼此的内在关系,应是文学地理所重点关注与研究的核心内涵｡

四是核心价值问题｡文学地理研究显然不能满足于罗列各种文学地理现象,也不能满足于描述各种文学地理形态,其核心价值指向是“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超越､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正如《红楼梦》中一再重现的“金陵”意象,鲁迅小说反复抒写的“故乡”情结,皆由童年时代的地域“记忆”,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原型意义与原动力作用的精神象征,两者一同具有典范性的启示意义｡所以,经过价值内化的地理空间是一种缘于特定地域而又超越其上､具有精神原型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内在空间”｡

3.体系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是基于理论与方法建构两大支柱之上的进一步整合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一批整体研究成果上｡其中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9] 以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为依据,首次对历代文学家籍贯进行全面统计,以此论证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具有开创通代整体性研究的重要意义｡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仍重在文学家籍贯地理,故以“本土地理”为名｡作者横切断代,较之通代易于做深做透｡全书考证严谨,论述精到,具有奠立断代整体性研究范式的作用｡此外,胡阿祥还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设计了六大课题:(1)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研究状况;(2)《诗经•国风》与《楚辞》地理;(3)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地理;(4)唐诗､宋词地理;(5)金元明清戏曲地理;(6)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与区域分析｡认为可以此为基础,然后再设计､补充､丰富其他的研究课题,最终完成纵横贯通､巨细兼顾､系统严密､理论完善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10]

在断代并兼有专题性质的文学地理研究的体系建构中多有建树的,还有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11]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12]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13]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14]等｡《唐代交通与文学》重点探讨唐代交通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视角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富有开拓性意义｡《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在编制《唐文人籍贯数据库》和《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唐诗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创作的历史传统与诗人生存的地域空间在诗歌中的表现和差异,其创新之处在于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主要考察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作者提出“唐代三大地域”与“唐代文学士族”的概念,并将文学士族这一特殊的文人群体置于地域文化背景上,运用“地域—家族”的研究策略,对文学士族发荣滋长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作互动分析｡将文学地理与家族文学研究融为一体,拓展了文学地理研究的领域与空间｡

在文学地理学体系建构方面作出更多探索与贡献的是杨义｡从2003年发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一文,[15]正式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前沿命题,同年出版演讲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16]到2006年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17]2007年出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18]以及一系列重要论文的相继问世,标志着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与论证,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前沿命题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建构的进展,杨义将其扼要归纳为“一纲三目四境”——所谓“一纲”,即指以“大文学观”为纲,提出中国文学要从超越“杂文学观”､“纯文学观”而返回“大文学观”,此即著名的“三世说”｡所谓“三目”,就是支撑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三个基点,一是时间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三是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所谓“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通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境三者之间,可以组成一个互动互释的结构,即以纲摄目,以目观境;反之,境开而目明,目明而纲实｡这种纲､目､境的往返互动,为文学阐释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视境和思想｡由此绘制出来的中国文学地图,将成为一种完整､丰富､深厚､精彩的文学史,并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提供新的文化精神组合｡[19]

笔者对文学地理学体系建构的探索,主要体现于2006出版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一书中,此书试图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论为理论支撑,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其中最为重要的中间三个关键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在注重从静态､平面､单向走向动态､立体､多元的整体性研究中,进一步强化了理论性与体系性,旨在通过形象复原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形态,深入揭示中国文学地理的演变规律,以此推进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

此外,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异》,刘跃进《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发展》,陈铁民《试论唐代的诗坛中心及其作用》,戴伟华《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人文空间排序及其意义》,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余斌《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格局》,蒋益《中国现代文学地域观》,王维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地理变迁》,邓伟《扫瞄中国当代文学地域空间的生成》,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文学地理学的突破方向

经过世纪之交的持续积累,从文学地理研究走向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时机已基本成熟｡根据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的要求,以此衡量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需要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1.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可以先对三十年来有关文学地理理论建设方面的所有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借鉴人文地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分为不同层次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首先,要对创建文学地理学这一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进行理论论证与阐释,并根据有关学者提出的学科分层设想,组织力量撰写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著作,围绕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内涵､外延､理论､方法等重要问题展开富有创新意义的系统论述｡这既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又可更好地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理论引导与借鉴｡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文学地理学意义阐释系统的探索与总结,使之更具理论适用性;也可就目前已经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如边缘活力､精神磁场､价值内化等等,进行更为深入地探析与研究,使之更具理论涵摄力｡诸如此类,都是文学地理学理论研究突破的重点｡

2.断代文学地理研究

就目前各时代的文学地理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古代,现当代比较薄弱｡而在古代中,又以魏晋唐宋成果较多｡杨义由今而古,然后由古返今,拟以一人之力重绘通代文学地图,诚为学界壮举｡但此工程过于浩大,历时久长,难以一时告竣｡学者不妨先从断代做起,并力求做精做透｡当前,尤其要加强现当代以及其他薄弱时代的文学地理研究,然后贯通古今,合成全璧｡当然,中国文学地理范围如此之广袤,历时如此之久远,也该有多部文学地理通史并行于世｡

3.区域文学地理研究

在复原中国文学版图过程中,区域文学版图处于中介地位,一方面它是构成整体文学版图的基础,不能有任何一块缺失;另一方面,它对其下更小空间单位的区域文学版图,又具有重要的统摄作用｡目前的区域文学地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特定区域的文学地理研究,呈现为逐步走向多元化之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二是特定区域的文学史研究,通常是按当今行政区划或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区域如东北､西北､吴越等撰写相应区域的文学发展史｡严格地说,在此类研究中如何建构行之有效､比较成熟的学术范式,还有不少困难｡显然,并不是将区域文学与文化对接一下,或者将行政区域或文化区域有关文学家及其创作行动､成果按时代排列起来,就是区域文学地理研究,关键在于能否同时臻于体系重构与意义重释的学术目标,能否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创见与实证成果｡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文学地理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状况,除了应对一些薄弱区域加以弥补之外,重点是要加强边缘区域的研究｡如此,不仅能进一步发掘“边缘的活力”,且能使版图全景更为完整｡

4.城市文学地理研究

在文学地理的生成与演变中,城市轴心永远发挥着主导全局的轴心作用,一旦把握住了城市轴心的生成､分布与转移的轨迹与规律,那么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构架｡而在当今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学将会持续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所以有理由强化城市文学地理的研究力度与深度｡其中可以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重点研究:一是城市文学轴心的形成与变迁研究,包括与“边缘活力”的关系;二是城市文学空间研究;三是城市之于作家的价值内化包括城市记忆､想象､意象等研究｡

5.文人群体活动空间研究

可以分为文人群体与个体研究两个层次展开｡通过研究文人群体聚集､流动趋势,以确认精神磁场的所在及其对文学活动中心与转移方向的深刻影响;通过研究文人个体求学､应举､任职､迁居､游历､归隐､流放等生命旅程,以阐释其在文学创作中独特的“价值内化”过程以及文学表现方式｡这样的精神探索才更有意义｡此外,还要高度关注特殊的文人群体——文学世家的研究｡家族既是一个特殊社会组织,也是活跃于基层的重要文学空间｡大致而言,可以从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以及个案研究三个方面展开文学世家研究,然后逐步汇聚为集成性的系列研究成果,对于拓展中国文学地理研究领域与路径大有裨益｡

6.文学地理研究队伍建设

从事文学地理研究的学者主要由文学与地理研究者两股力量结合而成,同时还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当他们从不同学科被吸引到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之中,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跨学科研究｡对于人文地理研究者而言,把文学地理纳入其中,一方面是拓展了人文地理学的固有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文学地理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理论与方法;而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但相比之下,后者更是文学研究的主体力量,而且因其固有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训练所限,在走向跨学科研究中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尽管文学地理研究具有分别归属于文学和地理的双重属性,而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也在学术立场､观点上难以达成共识,但也因此为文学地理研究增添了多元性与丰富性｡然而,要培养造就一支专业更强的学术研究队伍,还必须让文学地理学进入大学学科体系,并能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在目前难以改变既有学科体系的情况下,可以在相邻专业设置研究方向,先行招收研究生｡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培养出新一代从事文学地理研究的专业学者群｡与此同时,要在设立学会组织,召开学术会议,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多加努力,为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创造一个更好的学术环境和交流平台｡

基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需要及其良好发展态势,我们不仅应该抱有更为高远的学术理想,而且应该回归更为深邃的精神本原｡毫无疑问,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文学地理学,其重心在于空间维度,但同时又包含时间维度｡这正如文化学界所提出的文化圈与文化层之间的关系,文化圈首先是一个空间单位,但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化又是一个时间的连续过程,当文化圈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重叠而成历史序列时,便构成了文化层｡在此,二者已合而为一:文化圈标志着文化层的空间布局,文化层标志着文化圈的时间演化｡而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之外,还有一个渊源于此而又超越于此的精神维度｡文学地理学的宗旨,就是通过时空构型的转换,通过“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有机融合,全面､系统并富有创造性地“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如此重绘而成的文学地图,不仅拥有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时空交融的立体图景,而且因其回归精神本原而被赋予精神家园的永恒意义,成为标示价值内化深度与精神超越高度的心灵地图——而这,应该成为文学地理学的内在追求与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3]陶礼天:《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费振刚､温儒敏主编:《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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