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南文化能够在一个特定时期内闪射出特别耀人的光芒,是垒国抗战总态势下“东南一隅”的独特地位与独特的抗战局面使然｡战时东南文化运动形成壮阔的声势.也由于大批文化人的聚合｡东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稳固,是东南抗战文化运动取得成就的一个因素｡东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
【关键词】:东南抗战文化运动;文化人;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我国东南三省(浙､闽､赣)曾在一个相对集中区域:浙西南､闽西北､赣东南,集结一个较为紧密的抗战文化群体,形成颇具规模与声势的“战时东南文化运动”｡这个运动贯穿抗战全程,产出一大批文化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写下过重要一页｡
一 东南抗战文化运动主要集中浙西南､闽西北､赣东南这块相连成片的土地上｡
八年抗战期问,此地呈现出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其具体表征如:在浙江金华成立的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以邵荃麟为书记,冯雪峰､骆耕漠､冯定､夏征农､葛琴等为委员),统一协调三省的文化力量,使这三省的文化人互相交融､互为呼应,形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文化群体;一批冠以“东南”名义的刊物､出版社､文艺团体,如《东南战线》､《东南日报》､《东南文艺》､《东南文化》､东南出版社､东南联合大学等,聚集在这三省境内,已成为战时东南文化的象征;提出了开展战时东南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如战初在金华的尹庚首倡“建立东南文艺战斗堡垒”,其后又有在福建建阳的许杰提出“展开东南文化运动”的倡言, [1]于是在更大规模上开展一个东南抗战文化运动遂成三省文化工作者的主要兴奋点和同一追求目标;壮观的文化运动结出丰硕的文化成果,仅据现有材料表明,三省出版的各种报纸达到近百种,期刊300余种,书籍1000余种,小型宣传品则无法数计.仪福建永安一地,就有出版社30余家,印刷所10多家,出版报纸10多种,期刊120余种,书籍700余种“,这数字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而活跃在该地的一批全国影响卓著的文化人,如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冯雪峰､邵荃麟､许杰､黎烈文､王西彦､章靳以等,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骆耕漠､严北溟､吴大琨等,著名记者､政治和军事问题研究专家羊枣､宦乡､王造时､曹仁聚等,他们留下的各种著述,更产生了传之久远的影响｡如此繁盛的文化局面,在东南地区是空前的,堪称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里创造了空前的奇迹｡
审视这一地域文化生成的原因,唇齿相连､血脉相通的历史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当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地理位置上看,浙､闽､赣三省因山脉贯通､河道交汇而融为整体,三省人民的交往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单以反侵略传统而言,史料记载的江､浙､闽三省人民的抗倭业迹,可谓不绝如缕,民族英雄戚继光组织的“戚家军”始而荡平浙东沿海倭寇,继而肃清福建沿海匪患,使危害我国近两个世纪的倭忠得以平息,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与民族精神在同一精神层面上闪光的,是唇齿相连的东南三省人民所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众所周知,江西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而江西的斗争又往往同浙､闽二省相倚相连､不可分割｡方志敏､刘英､粟裕等领导的闽浙赣边境游击战争坚持数年之久,红军长征以后,这里又成为南方的一处重要革命根据地,革命在此间展开如鱼得水,反动势力虽处心积虑予以扑灭而不可得｡抗战爆发后,闽浙革命武装力量组建“抗日红军”,开赴抗战前线,东南各地的武装力量基本上形成了团结抗战的态势｡ 由是观之,东南人民协调步伐,团结战斗,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因而,他们在创造战时文化中作出重要建树,实为历史文化精神的一种延续｡
然而,东南文化能够在一个特定时期内闪射出特别耀人的光芒,却是全国抗战总态势下“东南一隅”的独特地位与独特的抗战局面使然｡东南抗战文化是由抗战的总体效应所决定的｡“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东南抗战文化极历史之盛,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抗战总体背景下东南人民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但抗战的总体效应表现在一个特定区域,却是有其独特的呈现方式的｡自“七七”事变､“八一三”全面抗战以后,日寇最初是以不可一世的气势向我国大举进犯,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侵占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太原､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但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加以战线太长力不从心,他们在攻陷广州､武汉以后即滞缓了进攻势头｡东南诸省白钱塘江以南,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敌未染指的状态下｡其后,敌人曾一度进犯该地区:1938年5月占领厦门､金门等地,控制了福建东南沿海;1939年2月占赣北安义､奉新､南昌等县市｡但闽､赣的大部分地区仍未沦入敌手｡对浙江的再度进犯,迟至1941年攻陷浙江东宁绍平原,1942年5月为打通浙赣线发动浙赣战役,最后也仅侵占金华､兰溪等少量县城｡从以上情况看,浙､闽､赣三省相对无战事的时间长,大部分区域未受敌侵犯,特别是浙西南､赣东南､福建内陆,基本上属于安全地带,因而这一地带就长期成为该地的政治､军事中心｡战局的相对稳定为东南抗战文化的开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什,这个条件还包括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能为它提供一定的政治经济保证,这个条件不但为沦陷区所未有,就是在全国战场上也少见｡在敌寇四处出击､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势下,有这么一大块相连成片的区域能够开展抗战文化委实难得,能与它相比的唯有西北的解放区与西南的大后方(当然后者的条件更为优裕些)｡
正是由于独特的抗战局面,促使“东南一隅”产生一个独立的文化运动｡当时该地面临的处境足:东南沿海被敌封锁,钱塘江以北是敌战区,江西､福建以西之广西､湖南常为敌骚扰,至后期敌又占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分地区,东南真正形成了“孤悬半壁”｡在这种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形势下,东南地区形成了“区自为战”局面,文化活动也置之死地而后生,倒反而出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正如邵荃麟在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以后指出的,在更艰苦的环境中必须实现新的文化建设的总目标:“就是建立东南的文化中心”.“自从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全国文化中心西移,和东南的关系已经断绝,同时在军事上东南实际上将形成独立军区,因此文化上也必须建立它自给自足的中心区域,以供给广大的东南各省的需要” [4]｡其后东南文化界提出开展东南文化运动的口号,正是同这种“自给自足”的迫切性要求相吻合的｡邵荃麟在这里提到首先“以浙江为主”建立东南文化中心,是就抗战前期的情况而言的;后来浙赣战役发生,处于交通枢纽的东南重镇金华沦陷,福建永安作为东南文化中心的地位就突出了,江西又形成了“上饶一赣州文化中心”,这几个文化中心互为依存､互相声援,才使该地的文化运动能够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
二 战时东南文化运动形成牡阔的声势,也由于大批文化人的聚合｡
文化人是文化力量的中坚｡他们既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其作用对于文化运动的形成与持续展开是不可或缺的｡东南文化人才之众,也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文化中心南迁,此地遂呈文化汇聚态势｡饶州人洪迈在其《容斋四笔》中曾引嘉佑中吴某所撰《余干县学记》云:“宋受天命,然后七闽=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此种传统在近现代依然得到承续｡在我国现代文化领域,包括文学､艺术､新闻､社会科学等方面,东南人才之众也首屈一指｡抗战以前,他们大多聚集在京､沪等大城市,或执我国文化学术界之牛耳,或在某个文化领域里名重一时｡抗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从大城市走出,随着文化队伍的迁徙而流布各地｡自然,由于文化条件､人事关系､工作需要等原因,这些世居东南地域的文化人不可能全部回到原籍,然而故乡旧地毕竟有养育他们的父老乡亲,毕竟有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毕竟有他们能很快适应的文化氛围,因而他们中的多数向着家同故土“回归”是很自然的｡在东南抗战文化队伍中,东南籍文化人起了骨干作用｡他们是以两种方式参与了东南文化运动的:一种是稳稳地扎根于东南故土,在那里办刊物,搞创作.组织文化团体,从事教育活动｡单以文艺界而论,就有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文坛前辈,如郁达夫､冯雪峰､许杰､巴人､许钦文､董秋芳等;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文化新人,如王西彦､邵荃麟､葛琴､谷思范､何家槐等;更培植了一批在其后有重大发展的文学新秀,如郭风､唐堤､莫洛等｡另一种是虽远走他乡,但仍心系故土,关心东南文化建设,用各种方式支持东南文化出版事业,他们同样为创造东南抗战文化作出了贡献｡几家重要东南出版物如《东南战线》､《浙江湖》､《改进》､《现代文艺》等,在“特约撰搞人”和经常撰搞的作者中,就有茅盾､艾青､夏衍､马寅初､胡愈之､千家驹､石西民､唐设､林淡球､黄源等一大批知名浙籍文化人｡由于在国内具有领先优势的东南文化力量在故士的集中,不但使该地的文化运动增加了气势,同时也增加了力度,使文化产品能够上升到较高的价值层次并日渐扩大了影响｡
抗战的大趋势形成文化力量频繁交流的局面,促使大量外地文化力量的加盟,也是战时东南地区文化中兴的重要原因｡战乱使文化人流离失所,但他们用文化为武器报效国家的愿望并未泯灭,于是,为继续从事文化活动,相对安宁的东南地区自然是文化人理想的栖息之地｡抗战初期,金华立时成为东南文化中心,就在于敌寇猝不及防的攻势,导致沪､宁､杭顷刻陷落,促使大量外地文化力量聚集金华这个文化中心｡当时这里汇聚的团体之多,可与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相比;矛盾当年在《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一文中,就把金华看成是与重庆､桂林､延安､昆明并列的“文艺中心”｡而来自各地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如严北溟､骆耕漠､杜国庠､吴大琨､赖少其､聂绀弩､林默涵､王亚平､张毕来等,与浙籍文化人士联手,创办报刊30余种,行销东南诸省,还远播武汉､广州､香港､上海､桂林､重庆等地,营造了浓烈的抗战文化氛围,使“金华一跃而成为东南文艺的据点” [6]｡福建永安文化中心的建立,也离不开外地文化力量的推动｡其中来自湖南的黎烈文,在福建坚持抗日文化活动达7年之久,他土持改进出版社,广泛团结各地文化人士,功不可没｡曾与他共事的赵家欣回忆说:“因黎烈文与左翼文艺运动夙有因缘,金华､桂林､重庆等地的进步文化人都大力支持改进社,帮助黎实现其宣传抗战､推动抗时文化的办社目的｡[7]此语不虚｡在几年时间里,黎烈文凭着他的声望与影响,团结同人,苦心经营,出版《改进》､《现代文艺》等6种期刊,编印《改进文库》､《现代大思想家丛书》等多套数十种丛书,其中不乏全国一流名家的著述,这在福建和东南文化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文化人的集聚,也推动了东南大众文化的繁盛｡东南抗战文化运动所以开创有史以来的奇迹,还在于文化走出了狭隘的文人圈子,实行了广泛的文化渗透,使之普及到民众的每个舶落｡千家驹在抗战初期就指出:抗战第一阶段的许多失利,“主要的还不在军事而在政治,而政治中心的最中心的问题又是一个民众动员的态度问题⋯⋯民族解放战争的国民总动员必须是自发的而后才能广泛而深入;必须是民主的而后才能坚定而持久”日｡正是动员民众成为东南文化人士的共识,氏众文化运动得以在此地广泛开展,大批文化人在走向山野､乡村的同时,也走进了部队｡第三战区就容纳了一批文化人,其巾包括不少共产党员,帮助部队编印报刊,给士兵上政治文化课,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等｡如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张爱萍也被派往浙江省第三游击支队担任政工干部,挂职为中队政治指导员,给士兵上政治课.还自编文化教材为士兵扫盲,被士兵称为“心贴心”指导员｡[9]当时东南地区还活跃着一支著名的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其成员多半是散居福建各地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以后在浙､闽二省活动｡著名文学家､茫产党员张毕来便在这支义勇队中协助开展工作｡他们利用台胞多会日浯的有利条件开展对敌政治工作,还“把义勇队组织成战地工作队,深入前线和抗日部队官兵一起生活战斗,用演讲会､歌咏会､座谈会等方式以亲身经历讲述亡国之痛,激励官兵奋勇杀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众文化开展的深度与广度｡
三 东南抗战文化运动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取得卓越成就,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体现该时期特定时代氛围的政治因素:东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稳固的历史保证｡
诚如福建的一位党史工作者在分析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繁盛的原因时所指出的:“要把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放到整个全国抗日高潮的大的方面去考察｡不是某些人开明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包括蒋介石当时都有这样的要求｡”[11]不但是永安,整个东南地区都应作如是观｡
东南地区抗口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早在1936年夏秋,以刘荚､粟裕为首的中其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向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刘建绪以及瑚浙两省的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提议｡当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实际形成,国民党当局乃于8月下旬重开谈判,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和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也于1937年9月在赣州､南昌两地同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将闽浙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这个政治局面来之不易,它也为其后该地建立较好抗战局面创造了良好条件｡抗日统一战线政治局面的形成,东南地区的进步文化力量针对该地区属国民党统治区的特点,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调整斗争方式和策略,正确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抗战文化政策,努力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使该地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在较长时间内都有相对稳固的趋势｡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9月10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该使兆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当时在东南地区的中共文化领导机构,有东南文委和各省文委等,都正确执行了这一指示,党的机构并不公开亮旃,大抵处于秘密状态,文委领导人只以朋友身份与各文化团体负责人､成员交换意见,或以救亡团体名义活动,这就大大有利于团结､协调各种文化力量｡1929年3月,当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巡视皖南､浙西,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推进了该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还特别就抗战文化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在接见东南文委负责人骆耕漠､邵荃麟时指出:在国统区做文化工作,“要学会两手工作的策略”,《东南战线》､《浙江潮》等刊物“不要搞得太‘红’,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 [12]｡这些指示对于国统区有效地灵活地做好党的文化宣传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许多进步文化人士更加注意斗争的方式与策略,文化界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大抵转入地下｡如在江西第三战区工作的宦乡,当时任战区机关报《前线日报》总编辑,还担任过顾祝同的秘书,其政治身份竟连堂堂司令官都给瞒过了｡又如在福建的洋枣(杨潮),也因为自己的党派色彩不显,被福建省主席刘建绪聘为《民主报》主笔,其后又受命主编《国际时事研究》｡他们是以著名文化人而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开展抗战文化工作,因而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然而,全面审察东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稳固的诸种因素,东南一地的独特性却不能不予以考虑｡东南地区既属国民党统治区域,国民党地方当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又加以战争期间东南远离重庆,它对于该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统制力自然远甚于和平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是否“开明”,是否容纳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抗日力量,容纳的程度如何,这对于该地抗同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与否,起着很重要作用｡就总体而言,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长官能够大体上奉行抗日统｡战线政策,是全围抗战的总态势使然,并非他们自己的独创;如果换一个时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包括国民党的嫡系之一､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他在抗战时期也容纳了一部分著名进步文化人士(如宦乡､孙晓村､曹聚仁等).帮助他从事经济文化工作,这在别的时期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东南地区的主政者的确又有其特殊的一面,基于他们各自的抗战要求､个人同国民党政府的亲疏利害关系以及同进步力量合作的历史渊源等,他们在维护团结抗战局面方面倒是表现出一定的诚意,因而促使该地统一战线的稳周程度又相对增大,这对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是更为有利的｡
抗战期间在浙江主政的黄绍虹,并非国民党嫡系,这就决定了他容易同其他力量合作的一面｡他曾于1935年任浙江省主席,后被C•C派势力挤走,此番重来.手中没有兵权.要想在浙江有所作为,促使他非倚重各方面力量刷新政治不可｡过去他曾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抗战伊始他率部参加娘子关战役,被日军包围,几遭覆灭,幸得八路军驰援解围,使他感受到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其后又多次与周恩来接触,对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黄绍蛾说:“共产党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是著名的,我知道国民党的老一套是不行了,想学一学州埘,这话是出自内心的｡他的确容纳､延揽了一大批共产党或非党的进步文化人士,帮助他动员民众､编报纸､办刊物,甚至将他们请到自己所领导的地方部队做政治文化工作｡他请严北溟草拟的“浙江省时政治纲领”(共十条),是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发布后在全国产生了影响,自然也惹得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被人攻讦为黄在浙江搞“独立王国”｡但这恰恰反映了在黄主浙期间,浙江省的统战工作是别开生面的,对反共的顽固势力的肘掣有所摆脱,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福建省的前后两任主席是陈仪和刘建绪｡在国民党军政长官巾,陈仪也属比较开明的一类｡有人曾作过如此评价:“陈仪和一般国民党政客不同,对抗日是坚决和认真的｡他不但要当官,而且想为地方做事,可以认为是精明图治的一省之长｡”[14]解放战争时期他策动汤恩伯起义,被汤出卖而遭国民党杀害｡刘建绪在军界出自湘籍,也非国民党嫡系｡抗战期间被剥夺军权,在陈仪离任后弄个主席当当,同国民党也有种种矛盾｡解放战争时期他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增长,1949年在香港发表了脱离蒋介石的声明｡历史地看,这两位主闽长官基于各自的政治倾向和利害关系,没有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一边,在抗战期间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主张,比较能够容纳不同的政治力量｡陈仪较器重文化人,郁达夫､黎烈文等著名文化人就是他延揽到福建的:他对共产党文化人也不取排斥态度,邵荃麟避居在福建也是经他默许的｡刘建绪主闽后,大体上延续了陈仪的政策｡由于统一战线局面比较稳固,因而福建战时文化事业呈一时中兴气象,至今在谈到福建的文化建设时,人们仍不忘记当年陈仪主政时在福建创办的一系列文化机构,诸如省研究院､改进出版社､农学院､医学院､音专､师专等,这说明一个较开明的行政长官对于抗战文化的推动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江西的情况同上述两省稍有不同｡省主席熊式辉属国民党嫡系,其政治倾向完全听命于当局,对统一战线的态度也随着当局的变化而变化｡但江西也有独特之处:抗战初期,中共东南分局､新四军办事处都驻南昌,分局和军部领导人项英､叶挺､陈毅､黄道等也均在此,并l:l合法身份公开活动,这就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江西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并给国民党人士以深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熊式辉也不能不表现出进步色彩,显示出服从抗战大局的趋向｡他当时也的确邀请了一些著名的进步教授､学者来赣从事救亡工作,如雷洁琼､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等,也容许薛暮桥､夏征农等共产党人士在此开展文化工作,对各种进步文化团体也多采取支持态度,愿以“国民党出钱,共产党出力”,表现出相当的雍容大度｡[15]江西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南昌在1939年春即遭沦陷,全省的文化中心实际上是在赣南,最主要的是在赣州｡时任江西第四区(赣州专区)专员的蒋经国,因日寇同他有杀母之仇,抱定决心要“以血还血”｡他主政赣州,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要建成“新赣南”.造就一块坚实的抗战基地｡他分析赣南“地处万山从错之间”､“东通闽地,西接湘南”的有利地形,认为“无论就长江流域之中南部而言,或者仅就江西省而言,赣南是复兴民族的一个(许多中的一个)绝好的根据地或堡垒[16]｡为此,他立定信念要做好赣南的建设工作,并认为“在新赣南的建设中,文化工作实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定要把文化落后,疮痍满目的旧赣南变作文化进步既富且庶的新赣南[17]｡他一度在赣州大刀阔斧实施“新政”,尤在文化建设方面建树颇多,创建了出版社､报纸､刊物､书店､学校等品种齐全的系列文化教育机构,不但在抗日宣传中起到过直接作用,也为这块文化相当贫瘠的土壤的文化建设开创了较好的局面｡赣南一时成为江西抗战文化的中心,其影响及于整个东南地区,声名远播于大后方｡
自然,东南地区统一战线较为稳固,只是相对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八年抗战期问这里就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总是那么风平浪静地过来｡文化同政治的关系从来是行影相随､密不可分的｡它同政治的关系足双向的:文化可以推动政治,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反过来,文化也受制于政治,反民主的政治体制也对文化的发展起极大的遏制､破坏作用｡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的是一党专政的立场,对异己力量不时采取限制和排斥,制定了所谓“限共､溶批､防菇”政策,因此虽有了全国统一战线,但斗争并没有完全停止过｡特别是当反动顽固势力抬头时,他们对进步力量的排斥､打击有时也会很厉害｡属国民党嫡系的第三战区及三省的省党部和C•C派､复兴社之类的特务组织对文化人的迫害在东南地区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是“皖南事变”后将一批共产党人投入上饶集中营,著名的共产党员冯雪峰也未免于难;二是1945年7月在福建发生的所谓“羊枣事件”引起的永安大逮捕,一批进步文化人被投入监狱,著名记者和报人羊枣冤死狱中｡这种对进步文化力量的摧残,虽然是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毕竟对东南抗战文化造成了破坏｡
参考文献:
[1]参见许杰:《关于东南文艺》,《许杰文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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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载《中苏文化》第8卷第3､4期合刊(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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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戚铮音等:《浙江省第三游击队政训室的工作》,栽《金华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张毕来:《台湾艾勇队在浙江金华》,栽《垒华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11]吴锦荣:《如何评价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栽《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
[12]骆耕漠､葛琴:《周副主席来到浙江抗日前哨》,载《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3]黄绍蛄:《在战火中主浙八年》,栽《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第33页｡
[14]李一凯:《如何分析评价陈杖和刘建绪》.栽《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
[15]刘华初:《抗战初期江西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栽《江西文史资料》总第30期.1989年3月出版｡
[16]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基本任务》,《新赣南》创刊号(1939年)｡
[17]蒋经国:《(新赣南)发刊词》,《新赣南》创刊号(193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