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的一大热点,杨成志从1928年的滇川调查开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两度出洋留学考察,博采欧美学术,并以中山大学为依托,训练出一批研究西南民族的杰出人才,中山大学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杨成志也成为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
20世纪前半期,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热点｡西南民族调查始于外国人,中国学者奋起直追,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相结合,为促进民族平等和边疆开发提供了学术支持｡杨成志以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为依托,率先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并在该领域卓然成家｡本文以西南民族研究为视角,重点考察杨成志的治学取向及其特点｡
一､滇川调查第一人
杨成志(1902-1991年),字有竟,广东海丰人｡1927年,聘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大语史所”)事务员｡翌年暑假,他和史禄国(S.M.Shirkogoroff,1887-1939年)夫妇､容肇祖一行,受中大语史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两机关合派,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滇越铁路,赴云南调查｡史禄国负责人体测量,容肇祖负责搜集民俗丛书和民俗方志,杨成志负责民族调查｡抵达昆明一个月后,容肇祖先行返校上课,史禄国夫妇见闻地方治安不靖,便滞留昆明,杨成志单骑踏遍滇南迤东､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坚持一年八个月,满载而归｡
(一) 搜集丰富的研究资料｡
杨成志滇川之行,搜集民俗品大小数百件,以独立罗罗､花苗､青苗､夷人､散民､子君､罗罗､安南土字各种书籍最为宝贵;又拍摄土人和景物的照片数百张,亦提供科学研究之资｡[1](P44)
(二) 获得真知和历练｡
云南一行,杨成志不满史禄国的表现,认为西南民族研究不必外国人参与｡单骑调查亲尝个中真味,他不禁佩服起外国人的高明来｡[2](P116)从小吃苦耐劳和教会学校的教育熏陶,也使杨成志经受住种种考验｡事后忆及这段经历,他尚有满腔豪情:“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他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1](P34)
(三) 知不足而后学｡
滇川调查后,杨成志深感学养不足｡杨成志出身历史学专业,后来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民族学人类学的初地在欧洲,由于来自历史文化等背景各异的国度,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传播过程中,增加了中国学人认知､理解和取舍的难度,也会不断有所调整演进｡①杨成志凭借个人兴趣和良好的英语基础,往往能从书刊上获取欧美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加上兼任史禄国的助手,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熏染｡史禄国的人类学素养堪称当时世界人类学的顶尖水准,他“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或可比拟于考古学界的安特生(J.G.Andersson)”[3](P22)｡他对杨成志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顾定国所言:“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田野工作中,史禄国都教育自己的学生,让他们将人类学看作是一个充分整合了民族学与语言学及体质人类学的学科｡杨成志在中大的时候从史禄国那里接受了这种教育,又将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又在我面前重复了这一课｡”[4](P59)
由于民族学人类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5](P319-327),加上学科自身的不定型和学科边际模糊,中国学者的认知尚很浅表,甚至看朱成碧｡①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年轻学者,杨成志现有的学养实难胜任新兴的西南民族研究,留学深造是惟一的选择｡
1930年9月,杨成志致函中大校长朱家骅,感叹“自己年少学陋,虽从云南搜集许多资料及记录带回来,每想作有系统及科学价值之著述,在本校寻不出一良导俾资问津,此职从收集易整理难所觉出之困难点也｡常窃自以为欲实现职将来对民族学之贡献,非立刻离开文化落后之中国,跑到外国去,再求深造,实不为功”｡恳请学校资助他出国深造｡朱家骅函复:“查现在校款,因军事影响,支绌异常故,本年应派留法学生,亦停止派送｡所请派往法国或美国,专攻人类等学,一时未便照准｡”[6]
1931年6月,朱家骅为杨成志开具了赴法留学证明书,惜因朱家骅不久离任,杨成志留学一事再度搁浅｡10月19日,杨成志呈函新任校长许崇清,希偿出国深造夙愿:“职之研究西南民族,颇得国内学术界之嘉许,此次蔡孑民先生对职之工作尤为表示同情与鼓励!职孜孜急于出国之根本原因,盖欲吸收外国专门家对民族学上之方法及理解为已有年!职颇自信此次带材料赴法,必可得其民族学专门家之同情与赞许,三四年后当可得入民族学之堂奥,然后返国再作规模较大之西南民族研究｡”许崇清亦以“校款奇绌,旅费学费,无法筹拨”而从“缓议”｡
1932年邹鲁长校后,方圆了杨成志的留学梦｡经费支绌是杨成志迟迟不能成行的要因,临行前,杨成志恳请学校,允其未婚妻每月代为领取学杂费及津贴汇寄,邹鲁以所请不合校例予以拒绝｡果然不出杨成志所料,日后双方就此纠缠不休,经年未果,杨成志不得已提出折中方案,将学校欠付各费冲作购置人类学设备和书籍费｡[7]杨成志留学一事横生枝节,反映了大学经费困难带给学者和学术的不利影响｡
二､欧风熏得游人醉
1932年,杨成志远涉重洋,赴法留学｡“那个时候不少人认为真正的学术中心是在西欧,是在德国､法国和英国｡”[8](P254)法国民族学人类学流派纷呈,学者之间常相攻讦,既有学术分歧,也难免人身攻击｡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和立场,从杨和杨成志的一次往来信函中,可见一斑｡
“二杨”都留法攻读民族学人类学,而取径不一｡杨毕业于巴黎大学民族学院,钟情于法国社会学派[9](P188-204);杨成志毕业于巴黎人类学院,偏好法国人类学派｡杨在一次介绍法国民族学人类学流派时,提及他留学时听闻人类学院LouisMarin剽窃民族学院MarcelMauss的讲义发表一事｡杨在讥刺前者学术品行的同时,希望出身人类学院的杨成志也能发表一下意见｡杨成志一面承认民族学院的MarcelMauss和人类学院的Parpillot经常发生言论攻击的事,一面觉得杨“对于巴黎人类学院诸批评,未免带意气”｡主张“但站在我们中国人到巴黎去只求学问为目的立场上,似乎应取各方面的优点以立论”②｡诚如杨成志所言,他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勤学苦练中渡过的｡
(一) 博览群书,整理资料｡
杨成志搜览了法､英､德文各种研究西南民族的参考书数百种,以及东方语言学校､国家图书馆､天主教外国教会等机关及私人收藏的罗罗经典;用法文､英文整理从国内带去的西南民族调查材料,撰成《罗罗字典》､《独立罗罗的社会组织》､《罗罗歌谣集》等书｡
(二) 受业名师,提高专业素养｡
杨成志师从法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巴黎大学及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学教授MarcelMauss､民族学研究所主任兼教授PaulRivet､人类学院实验室主任兼社会学教授Papillant,学习法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知识｡
(三) 勤学苦练,增强技能｡
杨成志在人类学实验室,学习人类测量学及头骨学,作世界各人种的比较研究;在民族志博物馆,学习整理､分类､陈列和保藏民族物的方法,作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地质学实验室,研究第四纪人类化石与古生物学｡
(四) 加入各种学会,扩大学术交往圈｡
杨成志在法国巴黎,加入国际人类学会及民族志博物馆友谊会;在英国伦敦,加入皇家人类学院为研究员｡他还希望能在法､英､德､美等国继续游学,探讨及比较各先进国家研究人类学的实况和方法｡[1](P228)
1934年7月,杨成志代表中大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用法文宣读了《罗罗语言文字与经典》一文｡英国的《人类》(Man)杂志将它译成英文发表,日内瓦的《东方与西方》(OrientetOccilent)杂志将它分4期连载｡1935年德国的《种族学志》(ZeitschriftfurRassenkunde)聘他为中国编撰员,并发表了他的《罗罗族起源及其性格》｡[10](P5)
1935年,杨成志以《罗罗的文字与经典》专论,获得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回国前,他致函中大文学院长兼文科所主任吴康,表示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有所作为的志愿:“弟六年在校服务,深觉西南民族之考察与研究,非由中大负责打理,不能见效｡明年春,极想返国回校服务｡根据‘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之决议案,各国大学应设立人类学讲座,及独立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所｡弟意返校担任此职自觉相当,文史研究所现状如何?弟若得机会返校服务,极想把此研究所重新组织,负起有名有实之研究机关｡”[7]
三､中山大学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领路人
1935年8月-1949年12月,杨成志重返中大任教,他以中大社会学系､史学系､人类学系和中大文科所历史学部､人类学部为依托,从事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教研工作,培养了一批献身西南民族研究的杰出学者,中大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10余年来,杨成志和中大师生开展了大大小小的西南民族调查,突出的有两广瑶族调查､海南岛黎苗考察和海丰探检等｡
(一) 两广瑶族调查｡
1936年11月13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人类学部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本科考古学四年级生罗比宁､李秋云､民族学与民俗学三年级生刘伟民､宋兆联等人,请生物系教员黄季庄作向导,到广东北部介于曲江､乐昌与乳源三县的瑶山,进行为期4天的考察,旨在“指示同学们与汉族稍具等差的‘中华集团'的接触,或可说做人类学与民族学课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实习”[1](P247)｡他们分工合作,整理调查所得,辑成11篇论文,在中大《民俗》出专号,客观论述并科学分析了广东瑶族的文化现象及其体质类型｡
1941年4月25日-5月4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一行,到乳源一带瑶山考察｡梁氏任巫术宗教,王氏任社会经济,顾氏任技术绘画,杨氏任体质测量､语言记录､摄影及一般的观察｡他们在瑶村只呆了6天,杨氏不慎跌伤右脚,未能作体质测量｡这次调查是中大文科所师生自澄江迁返粤北后进行的第一次实地调查｡[11]经整理调查所得,以“粤北乳源人调查报告”在《民俗》刊载,计有6篇论文,都是本着“客观的著述”,如果“能与前次的调查报告同时参阅,对于曲江与乐昌和乳源的人民族志更可得到比较广大的综合和分析的认识”[12](P1)｡
杨成志的瑶族调查还得到美国地理学会的资助｡1937年5月,岭南大学和美国地理学会合组桂北科学考察团,杨成志任该团民族组主任,负责民族学实地考察,研究瑶族风俗习惯｡[13]
6月,杨成志和岭南大学美籍教授高鲁甫､麦古黎等前赴桂林,与广西省政府接洽关于调查瑶民事宜,旬日返校｡适值暑假,杨成志决定7月初旬率研究生一人,再赴桂考察瑶人生活与文化,历时大约两月,然后由桂转黔湘回校｡[14]本次调查,杨成志著有《广西部族》(AmongtheTribesinKuangsi)一文,分别在中大《民俗》和美国NationalGeographicMagazine上发表｡
(二) 海南岛黎苗考察｡
1937年1月,中大和岭南大学联合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团长杨成志,团员有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研究生何元炯､中大文科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广州三星电影社职员邝伯鹗｡“本团之组织,系中大与岭南两大学学术研究合作的第一声｡”[15](P11)
考察团于2月3日开赴海南岛,旨在明了海南岛黎苗种族来源､文化程度､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社会,作为政府开发海南岛暨学者研究西南民族的参考｡杨成志等于3月中旬返穗,王兴瑞､何元炯仍留在黎区,直到6月返校｡
本次考察共搜集黎苗民族品物多种,拍摄照片数百张及三星社的活动电影片,更有1名黎男和4名雕面纹身的黎女随行到广州,参观中大并表演唱歌,“各院教授同学前往观看者甚众”[16]｡这“是南方大学系统进行的较大规模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17](P177)｡王兴瑞所撰《海南岛黎人研究》大约20万字,“为研究黎族问题的重要著作”[18](P29)｡
(三) 海丰探检｡
1942年2月,杨成志偕同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前往海丰一带搜掘古物｡最先注意海丰先史遗址的是香港公教会的英籍神甫DanielJ.Finn,他于1935年到海丰考古3个月,收获不少,未及公布结果就去世了｡意籍神甫R.Maglioni继续在那里工作,直至太平洋战事爆发｡他收集的遗存很多,所写《海丰史前遗物发见记》刊于香港《自然科学》上,引人关注｡
杨､顾海丰之行,历时数月,大半时间消耗在路上,实际在海丰工作的时间仅有38天｡工作程序分三段:第一段以汕尾镇为驻站,工作的遗址有祯祥､下洋､埔上墩､梧桐乡､石脚桶等5处;第二段以捷胜墟为驻站,工作的遗址为牛堵､沙坑前､沙坑西､东坑南､东坑北､三角尾等6处;第三段以东洲坑为驻站,工作的遗址是桥岸头､狮子地､石鼓､南町､拔仔园等5处｡每处工作少则1天,最多5天｡这一工作颇得学校经费支持,但因物价高涨,汇兑不便,又值海丰战乱,只得草草结束｡[19](P61)
海丰探检共获石､陶器(片)一万五六千件,其中1/3弱是石器,其余全是陶器(片),似系沿海渔民遗物,可以称为“原海丰人文化”｡若与中原文化比较参证,可以推出我国古代民族迁移路径;若与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暨南洋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比较,亦可看出两者异同;尤使古籍所载赵佗来粤以前,“广东无文化,土人皆蛮族”的旧观念不攻自破｡[20]这些古物由顾铁符负责整理,在当年双十节公开展览过一次｡由于粤北会战,除顾氏带出研究的极少部分外,余则散佚在坪石｡[19](P61-63)
1948年8月,中大人类学系获准成立,杨成志聘为系主任｡中大人类学“虽不敢谓开全国风气之先,然对我国西南民族之调查与研究,堪云已有显明表现”[10](P263)｡据统计,1928-1948年间,杨成志关于康､滇､黔､桂､粤､海南岛各民族调查､海丰考古及美洲印第安人考察等中外文专著20余种,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江应的《云南摆夷研究》､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及其发展》､王启澍的《贵州苗族研究》､吕燕华的《粤北瑶民社会研究》､曾昭璇的《海洋洲种族志》､梁瓯第的《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考察》､戴裔煊的《人类学理论与西南民族研究》､张为纲的《方言及民谣研究》､岑家梧的《滇黔各民族考察与研究》､雷镜鎏的《云南澄江罗罗及桂北瑶民调查》､廖晨光的《南洋新几内亚民族社会》,或为硕士学位论文,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均属西南民族研究｡
杨成志在中大培养的研究生有江应､王兴瑞､梁钊韬､戴裔煊､朱杰勤､王启澍､吕燕华､曾昭璇､容观､刘孝瑜和张寿祺,后来都是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界有名的专家教授｡其中,江､梁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前者长期在云南大学任教,是该校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骨干｡后者一直在中大任教,是复办中大人类学系的功臣｡
四､中西结合,三业互通
杨成志从事西南民族研究,注重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他博采欧美学术,融贯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
(一) 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尤其注重实地调查｡
中大研究生王启澍在选修杨成志讲授的“史学方法实习”课程后,作了一篇题为《唐以前之西南边族》的学期论文｡他在文前的“小引”中,说道:“西南边族多无文字,少数有文字者,亦缺乏记载史事之典籍｡因此如要明白其过去之状况,惟有藉两种方面:一是在我国历代文献中,集有关资料;一是用人类学的方法,重建历史(Reconstructionofhistory)｡此两种方法,如能并用,当可获得较近于真实的结果｡”[21]这既是王启澍对西南民族研究的基本认识,也是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中大学人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总体方向｡
滇川调查是杨成志从事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开始,它开创了中国学者长期留守考察点,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的历史｡杨成志现身说法,认为研究西南民族,“不能专靠字纸堆来找材料,是要亲身跑到他们居处的山国里去,才能得到新的发见的”｡考察后所得,“不特可明了其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型,拿来旁证中华民族的迁移和古代社会的实况,同时也可藉此了解人类的和社会的进化阶段,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差等分野”[1](P222)｡杨成志带领中大师生,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坚决地认定“民族学的研究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1](P245),开踏出一片属于勇者的新领地｡
(二) 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杨成志从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译述《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一文,博得顾颉刚赞赏,进入中大语史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留学法国4年,受到欧洲民族学人类学大师栽培｡1944年,获教育部选派,赴美访学｡他总结自己的治学经历,说道:“从前我虽在广州专攻人类学四年,颇明了英､法､德等国的人类科学的发展与趋势,但事很凑巧,我却偏于仰慕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鲍亚士和美京国立博物馆体质人类学部主任赫利斯加博士两位现代人类学泰斗的伟大人格与贡献!因前者培育成了今日美国各大学人类学教授的专术与树立人类学综合研究(种族文化与语言)的基本理论｡后者发扬了体质人类学的原理与方法,并建立了头颅与骨骼研究的宝库｡”[1](P368)这反映了他治学取径的多元倾向｡1991年,中大人类学系复办10周年｡作为该系创始人,杨成志回顾中大教研的经历,重申他的治学之道:“我用的理论和方法不是法国式的,不是德国式的,也不是英国或苏联式的,尽管这些国家我都去学习过,我用的是综合式的｡”[1](P551)这和他40年前所说并无二致｡
杨成志所谓“综合式”方法,即指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作研究｡杨成志在自述诗《我走过的路》中写道:“民俗民族人类学,三业互通相辅而成｡”它简明地勾画了杨成志一生治学的演变轨迹｡杨成志初以史学为敲门砖,敲开了步入学术殿堂的大门｡在中大民俗学运动中,他开始涉足民俗学｡1928年,他译述《印欧故事型式表》(与钟敬文合译)和《民俗学问题格》,引起学术界注目｡不久,又以非凡的热情和冒险精神,闯进人迹罕至的大小凉山,开始接触民族学｡尔后,两到欧美留学考察的经历,使他跻身更为广阔的人类学领域｡每一次学术转向,杨成志都把前一主攻学科内容纳入其中,作综合研究｡这样,学术视野的开阔和研究角度的更新,增进了他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触类旁通,相得益彰,互为关联,相辅相成,融会一体｡
西南民族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新学术潮流之一,它以实地调查和多学科研究为重要特色｡杨成志率先开展西南民族实地调查,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带出一支出色的科研团队,使中大成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他也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大家｡
[参考文献]
[1]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刘小云.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J].学术探索,2007,(4).
[3]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J].古今论衡,1998,(1).
[4][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张寿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2,(3).
[6]杨成志和朱家骅往来函,中山大学档案[D].广州:广东省档案馆,20-3-110.
[7]杨成志和许崇清､邹鲁往来函,中山大学档案[D].广州:广东省档案馆,20-3-166.
[8]费孝通.从实求知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10]刘昭瑞.杨成志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11]研究院员生出发考察人[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1-04-24.
[12]杨成志.粤北乳源人考察导言[J].民俗,1943,(1-2).
[13]桂北科学考察团消息[J].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7,(19).
[14]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广西人考察队将出发[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07-01.
[15]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J].民俗,1937,(3).
[16]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讯[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03-24.
[17]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18]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M].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1949.
[19]顾铁符.广东海丰先史遗址探检记(上)[J].文学,1946,(2).
[20]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丰考古团返校[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2-06-11.
[21]中山大学档案[D].广州:广东省档案馆,20-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