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开展南岭民族研究的方法-职称论文网

【摘要】“南岭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与“西北走廊”､“藏彝走廊”相并称的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民族的聚居区｡这里族群构成复杂,文化积淀深厚,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拓展南岭民族研究的新领域,促进南岭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复兴,以“边缘活力”展示南岭民族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广阔的研究前景,为构筑涵盖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史观提供事实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南岭民族;南岭走廊;壮侗语族;苗瑶语族;民族文化;研究

“南岭”又称“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的总称｡南岭山脉东连武夷山,西承云贵高原,横亘在长江和珠江之间,是长江和珠江中游地区许多支流的发源地｡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审视,南岭山脉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文化富矿区”｡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屡次论述了中国“民族走廊”的概念,认为“南岭民族走廊”是与“西北走廊”､“藏彝走廊”相并列的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1]以“南岭民族”为中心,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千百年来栖居于该区域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汉族等族群的社会文化开展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因为南岭族群人文积淀深厚而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一､“南岭民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南岭民族”实际上是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基本上有了统一的认识｡学术界通常认为“南岭民族”是以南岭山脉为中心,以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民族和该区域的汉族为主体的多族群构成的民族整体｡“南岭民族”分布的范围是湘､黔､粤､桂､赣五省区的交界地带｡王元林先生认为,“南岭民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南岭民族走廊”是五岭山脉及其附近的山地和低谷,从行政区划上包括广西的桂林､贺州､梧州,湖南的郴州､永州､怀化､邵阳和江西的赣州等地｡而广义的南岭向西达到红水河与乌江的分界线苗岭,亦即两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分界线,向东达南岭的东端江西南部｡从经纬度来说,“南岭民族走廊”西起滇黔桂相交的南､北盘江上游地区东经104度,东抵大庾岭东部东经115度,南端始于北纬23.5度,北端达北纬26.5度左右｡[2]王先生还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学上的南岭走廊,显然不是狭义的,而应是广义的,不仅指今天生活在南岭走廊黔､桂､湘､粤､赣等交界处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壮傣语支的壮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苗瑶语族中的瑶族､苗族､畲族等,而且还包括历史上由这条走廊南下､北上或东进的汉族､回族､彝族､仡佬族､满族等｡[2]

李星星先生认为:“壮侗走廊”即“南岭走廊”的范围大致是:东起闽西的武夷山区,西迄珠江支流南盘江和北盘江的上游,南部始于北回归线,北至南岭北侧,其经纬度范围是东经104—116度,北纬23—26度｡该区域东西长1800公里,南北宽300公里｡[3]

笔者总体上同意王元林､李星星两位学者的观点,只是觉得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南岭地区是恒定不变的,而栖居其间的族群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至明清时期而相对固定居住在特定的区域｡另外,文化的分布范围也随着民族的迁徙而移动,虽然有相对稳定的衍生空间,但是,并没有整齐划一的不可逾越的疆界｡“南岭民族”､“南岭走廊”､“壮侗走廊”之类的概念,实际上是约定俗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范畴,是与“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相对举的总括性的称谓｡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岭”､“岭南”､“岭表”､“峤岭”､“南岭民族”､“南方民族”､“华南民族”､“岭南民族”等概念,彼此相互关联,具有错综复杂的交叉性和整体上的密合性,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应于不同的意指｡“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相对,涵盖中国东南､中南､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华南”的范围通常指称广东､广西和海南;“岭南”指五岭以南,不包含岭北地区｡“南岭民族”比较适合于概括以南岭山脉为中心,包括南岭山脉周边地区壮侗语族､苗瑶语族､汉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族群系列｡“南岭民族”是以湘､黔､粤､桂､赣之间最富有地域标志意义的“南岭山脉”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指称该区域各族群及其文化的学术概念｡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南岭民族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包含历史上曾经或者现今仍然居住在湘､黔､粤､桂､赣交界的南岭山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各族群及其所创造和传承的各种形态的区域文化综合体｡南岭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主体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各民族,还有从中原或其他地方移居至此的汉族､回族等民族｡这些民族所传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南岭民族研究的核心内容｡南岭文化研究的核心区域是狭义的南岭山脉地区的族群文化,重点区域是广义的南岭民族走廊地区,即北回归线以北,北纬26.5度以南､东经104—115度之间的广阔地理空间,所有栖居于此的各族群及其传承的文化都是南岭民族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文化的传播范围往往突破特定的行政区域的疆界,分布的范围并不是规整的,在此区间之外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民族的文化,也不宜排除在“南岭民族”研究范围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岭山脉”是一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而“南岭民族研究”是一个社会人文科学的概念,是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各民族及其同当地其他民族相交织而成的整合体,只不过借用本区域富有代表性的地理符号,指代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族群及其与之相关的特定区域内汉族､回族等民族文化的研究｡即使是传播到国外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族群文化和传播至此的西方文化,也应该是“南岭民族”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

二､“南岭民族”研究文献综述

相对于“藏彝走廊”和“西北走廊”来说,“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显得不够丰厚｡但是,与南岭民族及其先民有关的文献记载始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周礼》､《逸周书》､《国语》､《战国策》和先秦诸子的部分论述之中｡《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都或多或少留下了岭南民族的历史印记｡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朱辅的《溪蛮丛笑》､明代邝露的《赤雅》､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清代李来章的《连阳八排风土记》等典籍,更为集中地记录了南岭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折射出汉文语境中南方少数民族的多重文化意象｡20世纪初叶以来,一直有学者致力于华南壮侗､苗瑶语族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研究｡钟敬文的《僮民考略》[4]､石兆棠的《僮人调查》[5]及《柳州僮人的片段记录》[6]､魏觉钟的《广西的民族——苗瑶僮》[7],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岭民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派颜复礼､商承祖赴广西凌云调查,撰成《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了刘锡蕃的《岭表纪蛮》;1936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撰写了《苗族调查报告》｡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深入大瑶山调查,写成《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一书;罗香林搜集广东､广西客家人的资料,写成《客家研究导论》;徐松石在传教的同时,热衷于南方民族的研究,撰成《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越族考》､《岭南雄风百越铜鼓》等论著,影响深远｡杨成志带领中山大学学生到粤北､桂北瑶族山区调查,写成《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8]｡徐益棠深入大藤山瑶族地区调查,写成《广西象平间瑶民的经济生活》等涉及瑶族生死习俗､房屋､法律､占卜､禁忌和宗教信仰的系列论文｡[9]抗日战争期间,陈国钧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过程中,搜集了1000多首歌谣,编成《贵州苗夷歌谣》;陈志良搜集广西各地3000多首民歌,编成《广西特种民族歌谣》一书,该书还包含理论研究的内容｡[10]

在20世纪漫长的民族研究历程中,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自觉地使用南岭民族的概念｡但是,南岭民族聚居区内的相关调查和研究却此起彼伏,形成了若干热点研究区域｡继费孝通､王同惠的金秀瑶族调查之后,胡起望等人接着开展追踪调查,出版了《盘村瑶族》等著作｡广西民族大学的部分师生也对金秀瑶族做了后续研究｡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乡不仅因为优美的梯田景观而闻名遐迩,而且也是中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地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中,有学者涉足龙脊｡改革开放之后,不断有中外学者涉足这片文化沃土,从不同角度撰写论著｡此外,南丹白裤瑶､宜州刘三姐民歌习俗､巴马瑶族自治县的长寿现象､贺州多族群的互动关系､湘贺走廊的民族文化保护､恭城瑶族自治县的生态建设､贵州黎平的侗族大歌､湖南江永女书研究､都庞岭千家峒研究､粤北瑶族和南雄珠玑巷移民研究,皆取得了累累硕果｡譬如,彭兆荣主持了关于湘贺走廊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课题,徐赣丽基于龙脊壮瑶民族村寨调查撰成了《民俗旅游村与民族文化变迁》,杨鹤书､李安民､陈淑濂调查了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的八排瑶族,涉及八排瑶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亲属称谓､社会化过程､政治制度､节日习俗､宗教信仰和民间文艺各个侧面｡

属于南岭民族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族别研究,譬如,《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都包含大量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民族的研究成果｡在壮学研究方面,张声震主编的《壮学研究丛书》集中体现了壮族资料的丰厚;而壮泰民族比较研究,揭示了壮泰“同源异流”的相互关系｡瑶学研究､布依学研究､侗学研究､苗学研究,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20世纪与南岭民族相关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是未来开展南岭民族研究的历史基础和理论源泉｡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时代,南岭诸族群的生存发展及其文化延续,既面临诸多革故鼎新的历史机遇,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挑战｡岭南民族研究有必要继承并发扬前辈学者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调查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三､多学科多侧面深化和拓展“南岭民族”研究

“南岭民族”研究与“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或“西南民族”研究相对举,是介于壮学､侗学､瑶学､苗学等民族的族别研究和立足于将中国56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民族学研究之间的研究范式｡南岭民族研究以特定区域的村镇调查和族别研究为基础,但不是取代族别研究,而是关注族群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在方兴未艾的族别研究所忽略的边缘地带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壮侗､苗瑶各语族之间及其同汉族之间,在数千年的互动过程中,从各自发源自主发展､相安无事到对立冲突,一方为称霸而扩张,一方为求生存而抗争,征战不已,相互讨伐,到最后以汉文化取得主导地位而成定局｡汉文化渗透到南岭民族的文化结构之中,相互间存在千丝万缕､欲理还乱的互动､交融､整合关系｡局限于单一民族研究视野,往往身在其中,当局者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是基于族别研究又超越族别研究,则可发现许多新的学术议题,跳出特定的民族视域,高屋建瓴地鸟瞰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及其演进脉络｡

从现阶段的省级区域划分来说,湘､黔､粤､桂､滇诸省区,壮､侗､苗､瑶语族各民族通常是跨省而居,瑶族和壮族的大部分居住在广西,侗族分居湘黔桂三省｡在实际研究当中,经常会因为行政区划而割裂这些民族研究的整体性｡就壮学而言,湖南､云南､广东的“壮学研究”往往变成“被遗忘的角落”,对贵州布依族研究的整合程度也不高｡其他苗学､侗学､瑶学也有类似的通常以本省区为主体,忽视外省区同一民族的社会文化研究的现象,这显然不利于学科的深化发展｡

岭南民族社会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复合体,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部分学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课题｡只有各个相关学科的合力共进,方可尽可能地揭示南岭民族文化复杂结构的内在特质｡开展南岭民族研究需要有跨学科､超学科的视野,需要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共同背景下,揭示各民族文化共生的机制,需要共享南岭各族群的不同文化智慧,应对共同的挑战,凝结民族的力量,共谋民族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复兴｡

(一)多学科合力介入与南岭民族研究的深化发展｡

南岭民族文化的复杂多样性特征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所需要的第一手材料｡南岭民族研究只有借助各学科的理论方法,才能实现自身的深化发展学科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共生共赢的关系｡

民族学､人类学是开展南岭民族研究所依托的核心学科｡南岭民族的村落文化､衣食住行习俗､婚姻家庭制度､亲属称谓､宗族文化､时间和空间观念､人的社会化过程､人的体质特征､宗教信仰､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文化变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延续等等论题,都需要在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做进一步的调查｡中外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范畴在南岭民族研究中早有涉及,但远未穷尽｡近年兴起的新的研究热点和新的研究角度,亦可对深化南岭民族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11](p49)

南岭地区有始自远古洪荒岁月的文化脉络｡考古发掘的成果为人们揭开了南岭民族文化的神秘面纱,还需借助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者的执著探索,进一步追寻南岭民族研究的许多未解之谜｡譬如,南岭族群从中原南下的移民和定居过程,南岭民族在本区域内迁移的微观研究,从“南岭边缘”对“华夏中心”的族群记忆,都是颇有意味的课题｡

南岭民族传承着异彩纷呈的民间习俗,有民间宗教同儒､道､释交相杂存的信仰习俗｡南岭民族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既有久远的历史积淀,也在当今频繁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濒临失传,民俗文化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南岭民族有自成一体的本民族文化的教育和延续机制｡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传统社会中对人的社会化和精神成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打通了南岭民族子弟融入主流社会的途径｡但是,由于南岭民族本土文化长期远离学校教育,“民族文化进校园”,民族文化与官方教育体制相互适应,共同促进,已经成为来自民族教育领域以及民族地区有远见的文化人士的共识和美好愿景｡

南岭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异常复杂,是语言学界公认的方言研究和语言接触研究的天然宝库｡这里也是民间文学的“富矿区”｡壮侗､苗瑶语族各民族的歌唱天赋,为民族音乐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音乐素材｡他们巧夺天工的刺绣､蜡染､雕刻､银饰等等,则已成为民间美术研究的热点｡以抢花炮为中心的体育习俗以及其他民间游戏,因为具有提升村寨活力､增强民族体质的独特功能而成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过合理开发,可以成为民俗旅游的项目｡

南岭地区是以传统经济类型为主的区域｡早在1988年,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建立南岭山脉瑶族地区经济交流协作机制的建议｡[12]2007年,王施力､王明生提出构建“南岭地区瑶族文化圈”的设想,就加强南岭区域协作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具体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3]南岭经济发展是南岭民族进步的基石｡没有经济基础作为坚强的后盾,其他建设设想将变成空中楼阁｡所以,针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经济学研究必定大有用武之地｡侗族的款团组织､苗族的议榔制度､瑶族的石牌制度､壮族的寨老制度,维系着南岭民族传统社会的运作,发挥了民间法律的作用,值得从法学角度给予深入研究｡此外,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生态学､旅游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等等,都可对深化岭南民族研究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其实,南岭民族研究的本质特征是综合性的､超越单一学科的研究模式｡每位研究者按照不同的学科规范接受学术训练,但是,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惟某个学科而存在,所存在的问题通常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对于南岭民族研究来说,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探讨当前南岭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其宗旨还是实现南岭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化时代南岭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

南岭民族内部之间显然有巨大的差异性｡但是,在中国民族整体格局中,相对于北方草原游牧民和藏彝走廊民族而言,壮侗､苗瑶语族各民族居住在相对统一的地理区间,社会文化传统呈现相对的统一性,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面临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民族自觉､文化保护和人生价值实现等等诸多共同问题｡南岭各族群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可以通过相互间的交流而达到共享的目的,经历的教训也可以成为前车之鉴为其他民族所吸取｡这就需要构建共同的交流平台,方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南岭民族研究因为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存在,也将因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而显示其重要性｡

1.南岭民族的生态适应与共同富裕｡南岭民族聚居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受到经济效益至上发展思路的影响,已经日益恶化｡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成为难以调和的矛盾｡确立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实现南岭地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消解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支配欲”“统治欲”“占有欲”,激活南岭民族固有的生态智慧,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自身的“家园感”“亲情感”“温馨感”“稳定感”“和谐感”,建立与南岭民族聚居区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南岭民族的生活品质,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2.南岭民族乡村人文的重建｡南岭民族聚居区现代工业文明基础薄弱｡村镇社区是壮侗､苗瑶语族各民族栖居的主要地理空间,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传统的村落文明趋于瓦解,现代都市文明不能容纳少数民族文化,无法创造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境,不能将南岭民族人文传统中的天､地､人､神浑然交融于一体,不能建立人与自然有机的生命联系｡在这种两难抉择之下,重建乡村文明是现代南岭民族未来发展的途径之一｡现代乡村重建的目标在于根据生态文明与后现代理论,重新接续行将消失的人与自然的天然依存关系,放弃基于现代工业化的价值观,遏制都市扩大化的潮流,捍卫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存在合理性｡

3.南岭民族的文化安全与文化延续｡“文化安全”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食品安全”的概念相对举,是指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得到有效守护,免遭侵蚀､破坏､消解和颠覆,从而得以代代相传,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的自主更新,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命活力｡[14]

“南岭民族走廊”壮､侗､苗､瑶等民族的文化通常是自发地传承和延续｡虽然有时在某些民俗旅游场地能找到展演的机会,但是,总体上处于衰微境地｡外来文化的传播对南岭民族文化延续造成了冲击,有一部分民族文化形态已经失传或者后继乏人｡保障南岭民族文化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南岭民族复杂多样的文化作为得天独厚的课程资源,使之融入国家教育体系｡惟有如此才能增强人们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免疫力｡然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汇融到学校教育当中,是一个关涉现行教育体制和高考升学率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教育体系交相辉映,为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撑,获得新的展示平台和延续空间,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这一路程将十分漫长而充满艰辛｡

实现民族文化安全的前提是超越区域民族文化“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的简单二元分野,保持特定区域民族日常生活世界和地方文化传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旨趣,按照自身文化演进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展开｡

具体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有:怎样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起兼顾分享现代文明与维护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模式?怎样确保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融入现代国家主导的学校教育体系､使之在国家正规教育体系中寻见一片栖息空间?怎样实现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超越?怎样实现从应试教育到民族文化应用技能培养的超越?怎样实现从普遍化的教育目的到造就民族文化传人的超越?

现行民族教育体制的运行实际上陷入了两难境地:少数民族学生接受了现代教育,必然远离本民族文化,甚至只有褪去本民族文化的印记,才能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而如果仅仅局限于传习本民族文化,忽视现代知识的学习,则将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走出上述困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多样性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面对来势汹汹的文化单一化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例外”的重要性,它们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本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挽救濒临失传的方言土语,激活日益模糊的历史记忆｡这些都离不开对民族文化历史､哲学､语言､习俗以及信仰的尊重､认同和有效传承｡这种社会思潮和文化哲学,成为现代教育多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为实现各民族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提供了新的契机｡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的编撰,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融入现代教育体系提供了平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方面,都具备接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广阔路径,应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育体制等环节,实施有效的教学改革,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交融合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4.南岭民族人生“五安”的实现｡南岭民族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让子孙后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前提是实现人生的“五安”:

安居——营建安稳舒适的家居环境,村镇建筑符合传统的藏风聚气的风水理论,符合现代景观美学的原则,体现生态平衡的精神｡

安业——天下百业,世间百行,行行出状元｡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行业,才能拥有维持生计的物质基础｡

安家——幸福的人生始终离不开家庭温馨气氛的营造｡建立和睦的夫妻关系,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相互尊重,相互扶助,才能安居乐业｡

安身——现代社会产生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旧的伦理准则已经或者趋于瓦解,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导致偷摸盗窃现象屡见不鲜,黄､赌､毒屡禁不止｡惟有加强法制建设,同时构筑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人伦规范,才能从根本上安身立命｡

安心——中国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的不公平引发心态的不平衡,迷茫､困惑､苦恼､仇恨､嫉妒的情绪萦绕心间,无法排遣,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根源｡人心不安,社会不安;人心不稳,社会不稳｡实现心灵世界的宁静与舒畅,成为人文重建的核心任务｡在世俗化时代,人类心灵深处人神交感的神圣体验历经涤荡,肤浅的娱乐搞笑刺激人们的神经,快餐式娱乐过后是茫然无措､心灵空虚｡许多人借酗酒麻醉神经,始终安顿不了飘浮不定的心灵｡对此,可以借助合法的宗教信仰,填补信仰真空,提升全民族的精神世界｡

然而,在经济落后､物质贫乏､民众尚未富裕的年代,实现南岭民族的人生“五安”,必然困难重重,效果无法预料｡

四､结论

南岭民族文化研究的核心论题既要跟踪西方学术的前沿,更要立足中国民族研究基础薄弱的事实｡就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而言,因为学术发展历经挫折,诸如家庭制度､宗族形态､亲属称谓､民族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宇宙观､人生观､审美习俗､价值观念､精神信仰､心理意识､文德教化和伦理道德等论题,依然缺乏实证研究作为理论思考的起点,传统学术范畴的梳理依然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无疑以汉族地区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和考古文物为主体｡但是,如果忽略占国土面积60%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传统,将使中国文化地图失去难以计数的灿烂图景｡杨义先生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将为我们的文化地图增加难以比拟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景观｡少数民族文学带有边缘性,但是,没有模式化和僵化,处在不稳定的流动状态,极具活力｡边缘的活力,对于中国文化的格局和生命力具有本质的意义｡“当帝国中心文化发生僵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充溢创造力的边缘文化崛起,从而在文化调整和重构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15]

毋庸置疑,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文化分布的主要地区｡但是,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和珠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衍生空间｡综观业已出版的冠以“中国”的“哲学史”“教育史”“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之类的著作,其实是“汉族文化惟一中心”史观的产物｡“中国”的版图和族群构成涵盖黄河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辽河流域以至更宽的范围,从前被当作“狄､夷､戎､蛮”的“非我族类”,因为成为“中国”疆土上的国民,而逐渐融合到华夏族当中,与中原本土民族一起成为“中国人”｡但是,他们却是没有话语权的“中国弱势族群”｡[16]他们的文化被忽略､被遮蔽,不登大雅之堂,没有展示的空间｡对于国家领土而言,任何国家都是寸土必争,但对于辽阔的中国“三大民族走廊”的族群文化疆域,许多学者却视而不见,使得中国文化地图残缺不全｡究其根源,一方面是汉族学者没有涉足少数民族文化,无法将之纳入学术视野,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自身未能提供有足够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因此,南岭民族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以学术实绩为确立真正“中国”意义上的完整文化史观作出积极的贡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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