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定量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应用问题-职称论文网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热潮,并呈现出张扬定量抑制定性之势｡由于受到研究环境､研究制度､研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时存在一定的主体随从性､过程依附性和结果形式化等问题｡具体表现为:科学主义泛化和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研究者的随从行为,在研究过程中受伦理､政治及利益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依附行为，以及研究成果与研究价值之间出现偏离而导致的结果形式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无优劣之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不要顾此失彼,一方面要提高定量研究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运用水平:另一方面要把握定量定性研究的融合趋势,致力于提高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综合运用能力｡

【关键词】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主体随从;过程依附;结果形式化

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类｡定量研究是指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基于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数据,借助数学统计模型工具进行量化分析和研究｡定量研究虽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科学定量研究难以真正做到“价值中立”｡正如艾尔•巴比所说:“事实上,涉及价值判断时，人们很难获得一致的测量标准｡所以科学也很难平息关于价值观的辩论｡”[1]（P13）,定量研究的有限客观性也体现在社会科学研究对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运用之争中,并且定量研究俨然占据了上风｡在此形势下,由于受到中国研究环境､研究制度､研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存在明显的主体随从性､过程依附性和结果形式化等特色问题,问题的产生及其影响需要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之争

当前,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普遍，不管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中国研究领域,量化研究型论文的数量呈递增趋势｡然而在经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论争之后｡目前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开始转向综合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研究路径: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正“沉浸”在定量研究的热潮之中｡虽然我国学术界开始强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但这种呼声尚处于弱势，并未在实际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运用｡定量研究尽管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定量研究成果的质量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我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存在哪些问题?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现状,从现实观察出发,运用逻辑分析,总结出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实际存在的问题，对于认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形势，明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水平和整体研究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可以发现,对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五种不同的态度或表现:

一是总体上只是注重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缺少对方法运用是否正确､合理的反思｡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①对定量研究提出了质疑，比如尹海洁(2000)和徐道稳(2001)在《社会学研究》上分别对定量研究论文的漏洞提出了质疑;杨达(2009)指出,目前定量研究领域低档次谬误甚多，暴露出科研体制与研究者主体条件的双重缺陷｡但此类的研究成果相对还是比较匮乏｡

二是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比如早在1982年宋健就提出,在可能的范围内广泛应用数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是人类科学思维能力的进步，是走向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决定性的一步[2]｡李水金(2009)从公共行政学出发,认为我国公共行政研究要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但强调要重视实证研究｡谢俊贵(2000)提出｡必须要重视社会现象定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②｡

三是对定量方法推崇现象进行批判｡比如贺雪峰(2009)直接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在从人文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往往跳过定性研究,而直接进入定量研究,忽视了在形成总体的中国经验和个人厚重经验感受中定性研究的不可逾越性｡王刚､娄成武(2012)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定量研究越来越受到推崇｡但将其作为公共行政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适合｡叶娟丽(2006)认为,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实证分析方法只是一种有限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手段在政治学研究中存在其不可避免的局限③｡

四是强调综合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停留在表述上,实际运用仍不足｡比如早在1992年吴元棵就提出,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人为地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它们应该互为前提､互相补充､彼此结合[3]｡朱成全(2005)从西方经济学出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中,应该综合利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单纯地应用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对的｡陈雯(2009)指出,不断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优势互补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主流趋势④｡

五是在实际研究中虽然明白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更有效,但在实际运用中却互相不待见｡以政治学为例,“长期以来｡采取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之间｡都自信自己的研究方法最足以揭示社会政治世界的真相｡因此,他们对于对方研究方法引导下的研究成果都抱有一种似乎是轻蔑的态度，而且不相信双方之间具有方法的互补关系,也不愿意到对方的方法中寻求支持和补充”[4]｡

Rao.V和Wooleoek，M也认为，“社会发展研究特别是项目评价倾向于沿着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条路线形成了两个极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受到单学科的训练､社会化､评估和鼓励,因此会对一种研究方法传统更为偏好”[5](P168)｡

关于研究方法的运用之争不可避免,但争论也是推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动力之一｡不管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需要明确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全部目的,对于方法的选择不应受到主流趋势的干扰,而应该由研究的问题或主题决定，“研究方法的类型有不同的界定,强调研究方法的不同方面应基于研究背景或主题”[6]｡特别是在当前的研究环境､研究制度､研究水平等条件下,我们更要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而不能在绩效考评制度的驱使下｡基于个人或组织现实利益的考量而对定量研究形成过度偏宠之势｡否则,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成果参差不齐的状况并不利于整体定量研究水平的提升｡因此,重视社会科学定量研究问题十分重要,我们通过现实观察和理论分析,将当前我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中的问题概括为研究者的随从行为､研究过程的依附行为以及研究结果的形式化等,并进一步挖掘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以期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发挥助益｡

二､研究者的随从性:科学主义泛化､路径依赖与标准化操作

从现实观察来看,目前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正在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尽管定量研究论文的数量逐年递增，但是研究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整体研究水平并不高｡这不禁让人反思事实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种盲从现象,即研究者不顾自身能力和研究主题的实际情况,而“纷纷走上定量化､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7],致使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产生研究者的随从行为｡应该说,中国的科研环境为研究者的随从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学者何慧丽､宗世法(2015)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科研环境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态场域,这种生态场域并不是真正依赖于基于根底的､中国人民大众的经验实践，因此很难正本清源地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安身立命之本,便只能胡乱地找寻各种凭借,从而滋生助长了一些严重问题[8]｡如果撇开个体行为和科研环境,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则可以发现,研究者随从行为的发生与科学主义的泛化影响､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依赖”以及定量研究的标准化操作等有关｡

(一)科学主义的泛化影响

科学主义(scientism)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基于对科学的看法而形成的总体态度，“科学主义的诞生正是成功的科学的反映,它使我们不但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科学的世界｡而且也使我们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生活世界”[9]｡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科学主义定义｡斯特马克总结出了10类科学主义定义｡其中,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methodologicalscientism)是指试图以自然科学方法排斥其他学科先前被认为是核心的方法的方式,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其他学术学科[10l｡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诞生就是科学主义的典型形态｡科学实证主义的普及使得自然科学在近现代逐步建立和巩固起自己在方法论上的霸权地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大行其道,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泛化现象｡合理使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于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毕竟是不同的学科研究领域｡科学主义的泛化会导致“理性的滥用”(哈耶克著作的副题)——对一切事情(包括人的心灵的成长)加以控制[11]｡

科学主义的泛化表现在对“以科学方法为核心，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在内的整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偏好和崇拜”,“机械分析､经验证实等科学方法是最为可靠的,怀疑､批判的精神是真正理性的精神,所有这些都应推广到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12]｡在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泛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体现在对定量研究的推崇上,特别是以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为例，是否运用量化研究方法似乎已经成为判断学术研究是否跟随研究前沿的一种标准｡即使美国的主流研究学派都推崇和使用量化研究,以运用量化研究方法为主的期刊论文越来越多,数量不断递增｡在这种总体研究趋势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基于利益考量和研究形势的需要,被纷纷吸引到定量研究中来，从而产生一股强大的随从行为势头,将定性研究推至狭小的生存空间,也带来拉低整体研究质量的后果｡

(二)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依赖”

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重点来看，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都还与西方存在较大的差距｡鉴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定量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走出了唯方法至上的盲区,走上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道路,结合中国整体研究的落后现状｡学习和跟踪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趋势是必要的｡以公共管理学为例｡“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国际化战略是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迅速提升研究水平和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13]｡但是在借鉴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度,警惕本土化研究形成对西方的盲从,警觉有人所认为的“中国当前的大部分社会科学｡都属于‘在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罔的观点｡否则,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趋势的过度追崇易造成研究者对西方研究的“消费主义”倾向[8],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以西方流行社会科学知识及其范式为指导目标,来调节科研行动的原则､方向,并以之为享受和消遣｡更深一步会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一种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依赖”,进而引发中国研究者对国际研究的大规模随从｡

这不但会损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领域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遗憾”[14]｡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和整体利益｡正如邓正来所说｡“知识具有一种‘权力’和‘管制’之‘实施’的特点”,“那种宣称拥有普遍性和真理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不像客观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的或论证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的和固化性的——这种社会科学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人们形塑和建构人类社会秩序或结构的当然图景,而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或结构反过来又强化着它所依凭的那些知识”[15]｡可见,完全追随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趋势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西方社会科学之名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之实｡其‘名’与‘实’有着‘名副其实’的关系”[8]｡因此走出盲从误区，不唯西方研究趋势至上，不仅是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关乎国家长远利益的重要考虑｡

(三)定量研究的标准化操作吸引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差别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研究方法的运用范围和发展程度｡定性研究对研究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功底的要求较高,更注重研究内容的思想性和深刻性,而且对研究主题的政治色彩也有一定的考量,因此使得好的定性研究成果比较难产,“长期以来,规范研究的方法权威性与公信力都不是那么强烈,加之规范研究的研究成果若是为学术界公认,一般都是在大师级的学者那里才能获得高度的成功”[16]｡

相对而言｡定量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操作程序,便于研究者掌握和使用;定量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更醒目,也易增加其公信力;现代科研分析技术支持和软硬设备愈加普遍和先进｡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总之,定量研究的标准化和程序化特点便于研究者更容易掌握,“实证研究在方法阐述上的成熟､在研究操作指引上的规程化以及在研究客观性与可靠性累积的信任,使得愿意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者能够自如地运用”[16]｡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被吸引到定量研究领域｡从而引发研究者的跟风和随从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有别，但是二者并无优劣之分，研究方法的选择最终要根据具体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者的专业能力来决定｡

三､研究过程的依附性:社会研究中的政治､利益与伦理

我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问题不仅发生在研究主体身上,也存在于研究过程之中｡从实证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在调查研究中会受到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伦理因素的综合影响,正如艾尔•巴比所指出的那样｡“有些研究方法会因为有伦理上的禁忌或政治上的困难而难以进行”[1](P62)｡多种因素干扰会导致实际的调查研究过程难以真正做到完全的独立,从而引发各种学术依附现象｡研究过程的依附性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的选择和数据资料获取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到分析结果,从而使得实证研究的质量大打折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干扰､利益诉求和伦理表现是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中国背景下,这些问题会加剧定量研究中依附行为的发生｡

(一)主题确立的政治干扰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更具抽象性,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对概念进行全部的量化处理｡比如“我们很难想象对‘公共’､‘公平’､‘公正’这样内涵模糊､外延开放的概念进行定量化研究”[17]｡这表明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主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除了受研究对象自身的限制外,在实际研究中还无法避免政治干扰｡“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几乎都要有政治因素的参与｡”[1](P79)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微妙的隐性关系，看似具有独立性的学术研究其实在各个方面都有政治的痕迹,“社会学研究常常受到意识形态的困扰⋯⋯政治在社会研究中渗透得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l](P80)｡在中国,政治因素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干扰隐蔽于对研究主题的确立以及对调研单位和课题发布单位的依赖上,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控制､数据获取难和对课题的迎合三个方面｡

第一｡虽然原则上学术与政治是分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公开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国家会按照意识形态标准和国家安全考虑对社会科学的现实研究主题进行首层筛选和确认，在此前提下才会以各种研究课题的形式来公开吸引专家学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会对一些政治敏感话题有所顾虑,选择主动回避此类研究｡因此｡虽然课题研究种类繁多,学术氛围较为自由，但其实还是存在隐性的政治“禁忌”｡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影响是一个普遍问题,但因受到模糊概念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际上可以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主题范围进一步缩小了｡

第二,在有限选择的研究主题下，定量研究还会受到数据信息获取难的限制｡这是因为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的制约,有些数据因不公开而难以获取:有些数据资料因为陈旧过时而影响到数据分析:还有些数据因“水分”较多或造假而造成信息失真｡总之,缺乏第一手的真实数据信息,大规模的定量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调查研究中,研究者会对能够提供真实数据的单位和组织产生依附｡

第三，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会为了迎合课题的偏好而在既定的科研项目范围内,选取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主题加以研究｡课题是为了解决不同层面的社会实际问题而确立的,一般由不同层级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发布｡申报课题是研究者开展研究的一般形式，也是考核研究者的一个重要标准,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实际利益｡在中国的科研环境下,开展调查研究往往需要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网,以期调查研究顺利开展,一般情况下,官学合作关系一旦建立就会得到长期而稳定的维系,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干扰课题申请的公平性并加剧学术依附现象发生的风险｡

(二)调查研究中的经济依附

经济层面的依附主要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科学研究对非学术要素的依赖问题｡调查研究中的经济依附主要体现为利益诉求､经费需求及成本考虑三个方面｡

首先｡在我国目前的科研考核体制下,课题申请和论文发表是考核研究者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会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职称评定､晋升空间､经济收入和研究影响力等｡相对来说,目前定量研究型论文更易于发表,在既定的科研考核体制下,多数研究者会基于个人利益的综合考虑而对定量研究形成“青睐”｡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离不开一定的经费保障｡相对来说,“定性研究所需时间和经费相对较少，定量研究调查范围相对更广泛,所需时间和经费也相对较多”[18]｡特别是对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而言,由于调查时间长,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定量研究对研究经费具有一定的刚性需求｡基于研究经费对于定量研究的重要性,有些课题的定量研究团队有可能会为了获得经费提供者的经费支持而承担特定的调查研究或者迎合课题发布者的偏好，而忽略了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追求｡即其研究价值是否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定量研究要避免为争取经费而发生经济依附的行为｡

最后｡对于一个标准的定量研究而言,整个研究过程会产生较多的成本支出｡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定量研究包括研究设计､随机抽样､调查实施､资料收集､数据分析等环节,其中抽样调查､调查实施､资料收集和数据分析环节工作量相对较大且繁琐,需要借助诸多人力来完成,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经费支出｡此外,一些具有持续性和关联性的定量研究项目会对技术辅助工具(如CATI)､数据分析软件及新数据或大数据形成需求,购买这些资源会增加研究的支出成本｡如果定量研究所需要的条件没有稳定的资金保障,则可持续性的研究会受阻｡因此,为保障定量研究相对稳定的成本支出,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和保障,在获取资金支持的过程中难免不会发生经济依附行为｡

(三)定量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社会科学定量研究遵循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试图以“价值中立”原则为指导,努力做到客观研究｡但在实际研究中,因受价值偏好､人文关怀､人情世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定量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会大打折扣｡定量研究面I临的不可避免的伦理问题恰恰也是其依附性的一个重要表现｡首先,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定量研究中的价值偏好难以避免｡在涉及利益和价值问题上,定量研究至多能够做到在研究成果的表述中,将价值陈述和事实陈述分开,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经济理性使研究多少带有价值偏好色彩,“大多数科学家同意,个人情感会影响科学家对研究课题的选择,即要观察的事物以及由这些观察推断的结论”[l](P42)｡如果研究者将自己的价值偏好或政治取向渗入研究中,则会干扰研究项目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这明显违背定量研究的原则｡

其次,实地调查是定量研究获取资料和数据的重要方法｡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调查者要借助一定的技巧从被调查者身上获取信息，但在此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一个反应性难题①｡调查者要如何应对这一难题?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应该去欺瞒研究对象吗?研究的科学价值可以抵消对被调查者的人文关怀吗?这的确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艾尔•巴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伦理原则:自愿行为和对研究对象无害,即应该尊重参与者的意愿,并保护其利益｡但并非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能做到尽善尽美,有些调查研究的目的性往往比较强,为获取资料采取的方式比较粗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人文关怀的实际运用，导致研究过程中有悖伦理现象的发生｡

最后,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官学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对于定量研究的顺利开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定量分析要以数据为支撑,为获取更多､更真､更新的数据,研究者往往需要与数据提供单位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情感依附,即为保证调研的顺利开展,调研组往往积极寻求与官员建立联系｡并致力于通过情感维系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现实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比如课题组成员如果与政府某部门官员相识,则往往可以协助其调查研究顺利开展｡对于这一问题,邓正来提出了中国知识界的“共谋”关系概念①，这一概念与我们所说的研究者的情感依附具有共通之处｡研究者与官员的“关系”网的建立可以为实地调查的开展提供极大的便利,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研究者对政府官员的情感依附｡

四､研究结果的形式化倾向:成果与价值之间的偏离

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目标是借助于定量研究方法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只有当定量研究结果能够描述或解释某些社会问题的时候，研究成果的价值才得以体现出来｡但实际的研究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却是一个值得检验的问题｡从宏观方面来看｡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本身就存在普遍性的限制——定量研究用严谨的形式简化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其对真实世界的反映总会有所偏离,或多或少会存在研究结果解释力不强的问题｡就目前定量研究来看｡研究成果与成果的价值之间的偏离相对比较突出,具有定量研究形式的成果较多,但整体质量不高，“现在有些原本习惯于搞定性的人员看中了量化数据说服力更强的优势｡也去搞定量研究,终因缺乏数学和统计专业知识,其成果仍是定性的或不伦不类的”[18]｡可见,定量研究结果的形式化倾向比较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成果的形式化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虚化之间的矛盾

目前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成果的形式化表现在有些研究成果沉浸于对定量研究形式的追求上,研究停留在统计回归的描述上,缺乏基于因果判断的解释力,造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不足｡通过查阅社会科学定量研究论文，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即“国内近年对于同一社会调查项目,常有不同学者或部门拿出差异颇大的统计数据及分析结果,其释义大相径庭”[18]｡这暴露出现有的定量研究形式化和功利化明显､研究成果的整体质量不高的问题｡当前定量研究越来越成为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能否发表､可否带来实利的“潜在衡量标准”,大量低水平､重形式轻实质的研究成果甚嚣尘上,结果造成研究成果空有定量研究之形式而未能实现其服务于现实的价值｡

(二)定量研究分析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

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即经过复杂的数据分析之后得出的研究结论却是非定量研究的一个基本常识，这反映出定量研究的僵化以及调查研究与现实生活的某种脱离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在定量分析中,有时候比较容易陷进资料收集的后勤工作和资料的统计分析中去｡而忽视了理论”[1](P375)｡也有可能与研究者的专业能力不足有关｡在调查研究中,研究者有时会进行选择性观测,只收集对自己有用的资料和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如此得出的结论很难反映调查问题的真实性｡而更为关键的一点则在于,定量研究的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是否是在对现实环境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如果研究脱离了现实，即使整个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都完美无缺,最终也只会导致研究价值的失效｡

(三)研究形式的西方教条化与中国经验之间的错位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离不开对西方的借鉴｡学习西方研究方法是为了更好地结合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或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往往缺少对中国经验整体的把握和对中国经验的厚重感受,过快过早地进入到技术性问题的讨论”[19]｡而且,中国的定量研究人才大多是受到美国社会科学训练的,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带有西方教条化的痕迹,缺乏与中国经验的深入结合,导致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自主性的缺乏｡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入到中国经验本身的复杂历史与现实,进入到中国经验的逻辑深处,从而真正地为理解中国经验作出贡献”[19]｡

五､结语

关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问题,不是为了抵制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毕竟在这一方面我们与国外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科学定量研究还需进一步规范和强化｡解决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通过反思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实际运用问题,我们需要明确: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要视研究主题､研究条件和研究者能力来决定,而不能为了跟随研究的主流形势而生搬硬套地套用某种流行方法｡方法只是解决问题的辅助工具，一切研究要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主｡防止目标置换｡

其次，西方社会科学定量研究基于其相对规范和成熟的操作程序已经在服务于科研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要致力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走向成熟,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摆脱盲从心理,扎实理论基础,提高定量研究的专业技术和职业素养,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提高中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效度､信度和成熟度｡另一方面，需要推动科研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改革，避免研究者为了评职称､迎合课题发布者的需求而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以为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无优劣之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20]｡西方社会科学目前已经走上了灵活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不要顾此失彼,而应该兼顾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水平的共同提高,更加注重提高综合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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