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教育的回归：理性教育和综合教育

19世纪中叶以后，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出回归古希腊自由教育传统的强烈倾向。这一时期的自由教育开始以理性训练为主要目标。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他非常喜欢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并将其视为注重心理活动的贵族教育。纽曼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自由教育，其目标是心理训练、人格修养和理性发展。通过自由教育，理性不再屈服于特殊或偶然的目的、特定的行业或职业，而是为了自己的最高修养。理性培养有助于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那些学会思考、推理、比较、识别和分析，审美锻炼，判断形成，洞察力敏锐，虽然不会立即成为律师、演讲者、政治家、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地质学家等，但其理性状态可以使他从事这些科学或职业，可以冷静、优雅、体面地确保成功。一旦理性得到适当的培养，对事物形成合乎逻辑的观点，就会根据个体独特的素质和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理性使人头脑清醒，通情达理，直率真诚，克己自制，立场坚定。“在每个人身上，理性是一种相对容易进入任何思想主题的能力，也是一种学习科学或从事某一职业的能力。” [9 ]因此，大学的本质是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思想或理性；大学的使命是理性地培养和教会学生理性地对一切事物持正确的观点。

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密尔进一步阐述了大学自由教育。他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智力，加强他们的哲学修养，而不是提供技术和专业培训的机构。他说：“大学不是要向人们传授一些必要的知识，以便他们能够合格地掌握一些具体的谋生方式。其目的不是培养能言善辩的律师或技术过硬的医生，而是培养人才过硬、教育过硬的人...教育确实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鞋匠，但并不是通过教他如何做鞋来实现的: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通过他提供的心理训练。” [10 ]密尔非常重视古典文学教育，认为古典文学向我们传达了“生活的智慧”，并将古典语言视为最好的文学教育。“探索真理，把真理当作人类的最高目的――这种高贵的热情渗透到每一位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因此，当我们把学习古代文学作为最好的文学教育时，我们正在为伦理学和哲学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11 ]与此同时，密尔指出，科学教育是绝对必要的，科学知识本身可以证明科学教育的有用性。科学教育的功能是为我们提供宇宙中最重要的知识，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无法理解而感到无聊，甚至把周围的世界看作是一本不可分割的书。发现真理的方法无非是观察和推理，而能达到最高水平的领域是自然科学。“古典文学给我们的模式是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而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完美的思维形式。数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物理学）是通过推理发现真理的典型例子，实验科学是通过直接观察发现真理的最典型例子。”

赫胥黎则?x给了自由教育一个新的想法。他质疑当时英国流行的“自由教育”理论，认为这种教育相当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很少考虑个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所以毫无价值。关于什么样的人才被认为是自由教育，赫胥黎指出：“我认为他从小就受过这样的训练，让他的身体服从自己的意志，像机器一样从事他能做的一切工作；他的思想是一个无污垢、精心设计、结构合理的发动机，每个部件都发挥自己的力量，工作程序有序；像蒸汽机一样，可以纺纱和锻造精神锚；他的思想储存了各种关于自然真理的重要和基本知识，以及关于自然活动规律的知识。” [12 ]为此，赫胥黎制定了广泛的课程计划，包括自然科学、古典学科、语言学、伦理学、神学、历史、地理、文学等。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益的，任何一点知识，无论它在日常事务中多么无关紧要，或多么无关紧要，都很难说有一天它不会工作。可见，赫胥黎的新自由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即通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