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江西修水人，一生主要从事文史哲学的教学和历史研究。他在教育领域教书多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涉及教育观、教学观、学习观、学风观等诸多方面。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主要关注其历史思想、学术风格、学术成就、学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但很少讨论其教育思想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吸收学术界的相关成果，研究其教育思想。

陈寅恪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

（1）教育思想形成的前提：接受过传统教育和正规西方教育

陈寅恪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时，他开始在家庭学校学习和阅读，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12岁时，陈家在家办学校，延期教学。陈家学校还聘请了西方教师。除了“四书五经”，教学内容还包括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后来，陈寅恪出国接受教育。从1902年到1926年，他出国五次，出国留学十四五年。他的足迹遍布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世界著名大学[1]2长期的努力学习使他学会了中西，形成了完整的知识结构。此外，他环游世界各大名校，接触到当时西方最前沿的学术思想，为他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2）形成教育思想的必要条件之一：具有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

1925年，陈寅恪被清华大学录用，他的职业生涯与教育息息相关。在接下来的40多年教育生涯中，他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一直处于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主要是指导研究生，但也长期为本科生上课，包括为外国大学代课，并教授了许多与文学、历史和哲学相关的课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能够洞察教育教学的规律。这是他形成教育思想的必要条件之一。

（3）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强烈的爱国重教情怀

陈寅恪出生在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家庭。他的祖父陈宝珍和父亲陈三丽都是以世界为己任的一代名臣。陈三立在日军占领北京后愤怒地死去。这些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寅恪从小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治史，重民族气节”。他生于乱世，深深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给一个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激发了他献身教育、准备“学习报国”的坚定决心，这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更为突出。“七七事变”后，他带着家人离开北平，几经周折前往香港。他的妻子因为沿途劳顿而心脏病发作，不能再离开了。他不得不从海路走越南，然后从滇越铁路走到云南蒙自，再到西南联合大学。秋天，他随着西南联合大学搬到昆明。在条件非常艰苦、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他仍然关心教育事业，始终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这些都渗透着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重教。

（4）教育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民族文化的文化观

陈寅恪教育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他的民族文化标准的文化观。这种民族文化标准的文化观不仅提倡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思想文化，而且提倡基于自身国情和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正如李玉梅所总结的：寅恪早年在欧洲和美国学习，他的历史和法律参考了西方，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斧头的痕迹。他已经看到，他提倡中国化，以弘扬民族主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2]“寅恪意识到‘拯救国家、治理国家，特别是以精神知识为基础’。因此，他坚决把研究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振兴和弘扬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3]这已成为他教育实践和相关教育理念的重要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