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美育思想的传承

教育思想往往来自于当地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主要是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一般的文化知识符合道德教育的需要，道德教育也符合政治的需要。例如，儒家代表孔子提出“四教，文学忠诚”，[1]“弟子孝顺，孝顺，信仰，爱公众，善良，有余力，学习文学。”[2]也就是说，德育总是放在第一位，在孔子身上，美育实际上只是实现德育的一种手段。他主张“学习，学习”，认为教育的作用有两种社会功能和个人发展，其社会功能通过教育向公众传播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本着以学养政、以政治学的理念，一度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美育的地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中，也有自然主义人性的光辉思想。他们强烈主张自然是教育的理想标准，接近自然，取法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原天地之美，达到万物之理，是因为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这取决于天地之称。”[3]他在《田子方》中还指出，“夫得是，美得是，美得是，美得是，人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实现对“美”的认知，我们就能进入高度自由的境界，成为高度自由的人。在这里，庄子将“美”与“道”相比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以庄子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和教育家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即符合人性，认为学术和身体治理与国家帝王无关，而美的追求是一种“道”的追求，即所谓的“入境”。

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我们自省后的必然体现，是对艺术本体及其赖以生长的文化生态的本质关注，是对当地文化面临的巨大困难和挑战的深刻关怀。中国的审美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在诚实的哲学文化土壤上寻求新的成长空间和生存方式。

二、建立现代艺术教育体系

回顾20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总是围绕着“东西”、思考和实践“传统与现代”这两个主题，由于学术思想的集中，它们更加明显。20世纪上半叶，有许多前辈远离日本和西欧学习。他们将优秀的外国艺术成果和教育思维模式引入中国，建立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基本框架。在“西方学习的繁荣”的背景下，现代艺术教育逐渐开始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向前苏联学习，20世纪80年代向西方更加开放，使我们对西方艺术和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积极吸收其先进性。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外国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外国艺术动态得到了更多的介绍和传播，其中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思维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话题是：百年中西文化碰撞后，我们能否在新世纪形成更清晰的认识，然后付诸建设性的艺术实践：

①自古以来，中日两国的艺术文化与西方更为普遍。日本的现代绘画和教育体系早于中国建立。吸收日本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早期现代艺术教育的启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21年，丰子恺先生东渡日本学习西方绘画。回国后，他在浙江上虞春辉中学和上海立达学院任教。1925年，他开始创作和发表漫画。他的漫画作品和教育理念在当时的艺术教育中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②中国的艺术教育深受苏联教学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6年代，中国向苏联派遣了一些国际学生，并邀请了苏联专家来中国任教。在此期间，苏联的艺术模式被苏联专家举办的艺术研究课程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余金源于1958年创作的《八女投河》和钱绍武1959年创作的《路歌》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在此期间，我们基本上与西方隔绝，与苏联的艺术交流是我们与欧洲文化艺术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苏联的主要创作主题是劳动和劳动人民。虽然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片面的理解，但主流是健康的，也达到了艺术服务社会的目的。中国艺术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曾经被认为是因为苏联的影响，当时学习苏联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包括艺术和雕塑在内的中国文学艺术的规律并不都受到苏联的影响。其根源应追溯到古代师徒教学制度和“八股文”等僵化的封闭模式。

③在蔡元培、林风眠、徐悲鸿等先辈的艺术思想和教育主张中，引进西方，重视中国传统。这也是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前辈和学者的普遍认识。

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实践，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需要，而且取得了深刻而可观的成果。

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艺术领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林风眠是“中西融合”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他吸收了西方印象主义后现代绘画的营养，结合了中国传统水墨画和境界，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是一位接近“东西方和谐与精神融合理想”的画家，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不拘一格地吸引人才，为中国艺术教育开辟了新颖而不同的篇章。

到目前为止，艺术教育者应该认识到，继承不是简单的复制和复制，而是对中华民族内在精神和气质的长期保持，激发了民族文化的永恒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