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蒙书教育取向大众化(知识、思想)背景调查

唐五代北宋初期，敦煌地区教育内容丰富多样。最基本的教学内容与中原传统教育内容几乎相同，仍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的内容。然而，当时敦煌地区的教育内容，以及敦煌地区当地社会生活的明显内容，如《太公家教》、《百行章》、《新集严父教》《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蒙求”等。就当时的敦煌而言，在学校和整个社会中更受欢迎和影响的是那些“生活化”的人、“世俗化”、经过“简化”加工和改造后的通俗读物。这些书的内容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展开，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如《太公家教》、开蒙要训《开蒙要训》、《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严父教》《严父教》、《百行章》、《古贤集》、《孔子项托相问书》等。，其“内容不超过日常生活的书面方式”，“其内容除了当时民间的日常基础知识外，大多是做事的谚语”。有些读物和写本多达几十本，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它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和广泛传播。这种普遍存在于公众中的知识和思想已经完全世俗化和生活化。既没有神圣、神秘的光环，也没有深刻、严谨的投机形式，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只是作为一种简单、普通甚至粗俗，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文化存在，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

由于这一时期的童蒙教育主要是以私立学校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向公众的教育。这就决定了它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上与当时中原地区的教育和官办学校教育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然，就普通人而言，他们也希望进入仕途，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从现有史料中不难发现，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和工商业者很少。对这些人来说，生存比生活更重要，或者说普通的世俗生活比科举更实际和可能。因此，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不是登科入仕的能力和舞文弄墨的技巧，而是日常生活的能力和当地社会的规则。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是参加考试和创造，而是培养基本的应用能力和日常生活规则。他们不需要树立“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必须懂得处理进退和生活的一些基本规则。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代，唐代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外庭之士”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关陇贵族”。仕途的开放使教育越来越普及，而教育的普及使仕途多样化。这种仕途的开放，使得大量出身较低的普通知识人士有可能进入权力中心，逐渐取代旧贵族。这些新兴阶层的崛起及其自身的世俗意义和实用倾向也成为当时的普遍社会时尚。此外，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教育越来越繁荣。普通人对文化知识的需求日益突出，阅读考试成为一种时尚。。。实用性已成为这个时代知识的主要特征。

虽然科举考试加强了阅读和学习的功利主义，但也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为知识的普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知识的普及和广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普通人也相应地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为他们进入文化生产消费领域创造了条件，使知识和思想从“楼阁”走向“地窖”、从理想人格的培养到日常生活的转变是可能的甚至不可避免的。在此期间，敦煌蒙书的编辑主体逐渐向普通知识分子下移。据郑阿才、朱凤玉先生统计，敦煌蒙书共有25种，其中19种不为作者所知，后世未传，史志未录。在谈到敦煌蒙书《王梵志诗》时，项楚先生说：“一卷王梵志诗集是晚唐一位民间知识分子写的童蒙读物，里面有92首五言四语的格言诗。其中有72首世俗格言诗，都是关于生活方式的，因为它们是供孩子们背诵的。道理很浅很近，但是很实用，就像小米的布和丝绸一样，平凡而不可或缺。在讨论《随身宝》时，波利贞曾经说过，这是一本关于“普通百科全书，包括……饮食器械的起源、忠臣孝子的轶事、阴德阳报的真相、社会经验、道德实践方法等”的知识和规范。项楚先生在《敦煌诗歌导论》中说：“与官方史书不同，《古贤集》并没有从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开始，既没有列出改朝换代的过程，也没有注意帝王将相的作用。它所唱的“古贤”非常复杂，包括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甚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然而，在这些人物身上，却寄托了下层民众的是非观念、道德标准。因此，《古贤集》是一本反映普通人思想意识的流行历史教科书。“古贤集绝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蒙书所反映的教育内容和思想的普及倾向体现在其思想的方向上。

在《蒙求》、《杂抄》、《新集文词九经抄》、《太公家教》等蒙古族书籍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呈现了大量的国家、历史体系、宇宙知识，以及道德和秩序知识和日常生活知识，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生活和实践知识倾向。这些蒙古族书籍所呈现的具体日常生活行为的标准化、口语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达，也反映了教育思想从科学考试理想向日常生活的转变。

敦煌蒙古书中道德教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生活，用生活锤炼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学生，从而保证了道德本身在性质或方向上的合理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