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被《纽约时报》赋予了独特的地理标志或符号。“时空领域”的螺旋发展使高等教育呈现出趋同性和差异化、同质化和特色共存的模式。对当代高等教育的解读不能与必要的地理背景分离，高等教育的维护不能与特定的地理领域分离，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与相应的地理协调分离。由于高等教育学科与地理学科近期发展和轨道变化形成的富有吸引力因素的重要交集，高等教育地理学成为当代新兴的交叉学科。

高等教育地理学学科可追溯性

高等教育地理学具有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渊源。前者由地理学科提供研究框架和逻辑，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角度继续审视高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后者基于高等教育的现象和规律，以高等教育学科为核心理论体系。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和教育学具有很强的拟然性，与教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有很高的相关性，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可以进一步演绎为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等。如果分支学科相对成熟，可以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踩在巨人肩上”的研究捷径。然而，与其他高等教育分支相比，教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更准确地说，仍处于“研究领域”阶段，尚未真正上升到“学科”水平），高等教育地理学科没有上述捷径效应，其研究和建设更具探索性和挑战性。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利用地理分支学科理论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许长庆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的研究跨越了经济学、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经济学等特殊领域，具有其独特的主体论价值和认识论价值。[1]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徐天根据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背景，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初期区域分布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探索了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2]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傅黄从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规模、资金、教师和质量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影响，探讨了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认为高等教育应受到人口结构的限制，并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发挥作用。[3]此外，陈亚还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对中国生源进行了分析。[4]通过对2008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和效率的综合评价，发现我国高校招生总规模、增长率和综合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5]

外国学者也非常关注高校发展与地理因素的互动。在高校定位方面，一些学者在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卑诗省）高等教育体系地理分布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地理空间不平衡与高校机构类型分布有关，高校应呈现多样性，盲目升级将产生负面影响。[6]在高校招生方面，有学者围绕高等教育招生的地理问题，探讨了区域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空间分化、量具选择、扩大招生比例、符合时代和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希望探索一种能够反映多元社会、空间和时间特征的新型高等教育招生模式。[7]在高校制度方面，一些学者讨论了建立高等教育政策地理学的意义，试图揭示高校与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关性。[8]在大学教育方面，一些学者调查了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由于地区和背景的差异而导致的学习差异。[9]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高校和课堂是人文地理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与社会发展基础交织联系，应促进高校地理教育和批判性地理（criticalgeography）有机结合。[10]在高校经济互动方面，有学者研究了高等教育在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创新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1]；一些学者对特定地区的几所大学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2]

就学科建设而言，高等教育地理学仍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中国知网和谷歌的搜索结果，国内外没有发表高等教育地理学研究专题，也没有发表专门针对高等教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目前还没有对高等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很多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内外机构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研究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从不同角度探索了高等教育的地理问题，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高等教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