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不是进口产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其雏形。“庖丁解牛”，“班门弄斧”熟练工匠的故事广为流传。曾几何和精益求精的工匠们推动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我们逐渐失去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工匠，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掩盖了工匠们追求卓越的匠心。

一、制度困难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养卓越的工匠精神”将我国自古以来孜孜不倦的民族精神提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从而将我国从古至今孜孜不倦的民族精神提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鼓励企业进行个性化定制，灵活生产”。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工匠精神的培养不是口号式的存在。培养工匠精神还需要政府保障政策和完善制度。首先，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尽快出台一系列可操作的制度文本，为高职院校培养工匠精神提供参考。二是建立校企深度合作机制。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受到校企深度融合的限制。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方面，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以制度政策引导企业真正想要参与，真正参与，改变以往企业社会责任的捆绑校企合作，流于表现形式。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参与、互利共赢”新的校企合作机制，使现代学徒制在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方面发挥最大作用。

二、模式困难

(1)培养模式“技术主义”误区

真正工匠的成长和工匠精神的培养不仅取决于学校的教育和实践，还取决于工作岗位的培训和提高。然而，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律来看，职业早期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一个人生活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被公众认为是“差生的教育”高职教育坐牢是很自然的。一些高职教育的内部人士也是当局的粉丝。他们狭隘地认为高职教育是技术教育，崇尚技术第一，过分宣传工具理性，忽视学生价值观和人文素质的培养。由于教育观念的偏差，会导致对办学方向和培养模式的误解。近年来，许多职业院校只注重学生的技能教学，忽视学生的文化教育和职业素质培养。为了保证就业，满足招生指标的办学方向，也会导致职业院校“传技”和“育人”关系不确定，甚至盲目追求升学、就业和各种技能竞赛。马尔库赛说“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宣传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衰减”优先考虑效率，忽视效率“工匠”自身的存在和需要。按照简单技术第一的教育理念培养的学生的鲜明特点是“外强中干”他们认为技术可以改变一切，技术最好，生产最大，但偏离了技术服务人类的基本原则。

(2)在教学体系中“说”与“做”的悖论

不难发现，现阶段高等教育普遍存在一个共同问题“说”的多“做”的少。首先，从表面上看，学生每天都很忙，老师忙着评职称、报题、写论文、跑项目等。学生们热衷于这种创新创业、升学、找工作、实习等。看似热闹，实则充满浮躁的大学校园，没有多少人愿意或愿意或能冷静下来，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认真做一件事。教师的教学理论比例很大。虽然实践课有一定比例的课时，但由于种种原因，质量难以保证。其次，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企业参与高职实践教学不高，企业热情不高。校企合作只是表面组织建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深度整合。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高职教师从学校到学校，缺乏企业工作的实践经验，教学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说”的多而“做”少的模型。这就导致了自然与自然的悖论。职业教育的原则和规律是“做中学，做中学”但现实是，“说”的好听，“做”但不一定好看。很难理解和具有工匠精神。从长远来看，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水平是可以预见的。

如今，在许多领域，工匠精神长期缺失，粗制滥造已成为时代的共同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工匠培养和学生工匠精神培养入手。上述文化、制度和模式是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传承和培养的三大困境，这将是我们长期难以跨越和必须跨越的障碍。因此，作为“职业性”和“实践性”高职院校要理性认知和实践，既要继承中国古代工匠“敬畏职业，坚持岗位，坚持原则，坚持创新”我们要学习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匠精神的核心，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态度和专业素质，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打下良好的素质基础，为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既定目标做好充分准备，提供智力支持和示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