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的是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教育格局也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优质教育长期以来将是“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中国教育“制度设计”的基本背景。没有这个基本背景来谈论“教育改革”，如果不让情况变得更糟，至少很困难。

原则上，所有学龄青少年都有权分享这种稀缺资源，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分享，所以他们必须设计各种方法、制度选择和淘汰大多数。可以“推荐”，如血统、家庭背景、父母的政治权力、自己的表现（古代是“孝道”，现在是“三好学生推荐”）作为推荐标准；可以考试，考试成绩作为选择标准；可以用钱买，教育作为行业；可以抽签，如一些地方小学到初中实施“计算机分配”；它可以按地区分配，比如“就近入学”。虽然各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但每种方法的优缺点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度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弊端，这一点不容忽视。然而，在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后的今天，有些人似乎看到了考试制度的各种弊端，因此患上了“历史健忘症”，忘记了当年废除考试制度必然带来的更大弊端，甚至为当年的“推荐制”找到了一些“合理性”，想要弥补考试的弊端，这确实是“吃错药”。“推荐系统”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推荐人”，完全公平无私，能够理解和洞察学生的一切，不受各方的干扰和压力。然而，根本没有这样的“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上已经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词，“文革”废除考试、实施“推荐”的“教育改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还有少数“推荐”配额，原本是为了弥补考试的弊端，但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势主义者子女享有的特权，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些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招生权来弥补考试的缺点，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大学不是“独立”，同时是行政单位，学校领导有行政水平，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如果扩大学生招生权力，学校实际上很难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使是现在，每次招生，相关人员都被各方的电话和“条子”所折磨，难以招架。如果扩大学校的招生权限，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了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实际上，所有有权有关系的孩子都成了“择校生”。广大无关紧要、有权势的家长也尽力“拉关系”交钱，让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严格地说“择校”是不合法的，所以没有“关系”就付不起钱。用家长的话说，就是“拿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就让爷爷告诉奶奶”。因为择校费不是公开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择校费”是根据“关系”的亲密性和权力决定的，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因此，广大家长不禁感叹“还是考试好”。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即使在美国，昂贵的私立中学也非常重视考试。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要考试成绩高，就可以免费（免学费甚至免住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考试制度使贫困儿童能够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防止一些学校滥用文凭，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购买文凭。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电脑派位”、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实际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对当前的教育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做出了相当大的改变。在权力的监督和限制真正建立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弥补考试的缺点，而且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依赖的路径不存在时，改革实际上无法开始；如果不考虑“路径”问题，坚持“前进”，可能无法达到速度，甚至与原目标相反，成本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