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舆论：公众的担忧和期望

需要承认的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批评高考制度的声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公众对现行高考制度的认可也是不争的事实。调查显示，77.5%的公众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有缺陷，但仍然是目前最好的办法”;73.3%的公众认为现行高考制度普遍公平；79.2%的教师认为高考改革应谨慎。[5]这项调查的结果也反映了公众的共同愿望。

这是一个复杂而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公众对当前的高考制度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公众害怕改革，对任何可能的高考改革表现出强烈的担忧，甚至宁愿忍受当前高考制度带来的诸多缺点。公众似乎变得相当不合理。他们过于强烈地担心高考制度的公平性，盲目地要求实现公平的高考制度，拒绝任何可能不利于实现公平改革的制度改革，否认所有可能使高考更加完善的制度改革。在普通公众看来，只有标准化的考试成绩才是最公平的，各种独立招生、质量调查等评价方法不能准确测量学业成绩，因此这种评价方法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很多人认为，如果自主招生只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个别尝试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推广，必然会出现欺诈、暗箱操作等问题。因此，每当我们的教育改革者想要触及高考制度，促进更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就会遭到公众的抵制和习惯性质疑，即使这些评价方法可能更有利于人才的选择，更能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但在公众眼中，这种理性、最大利益的需求似乎会侵犯他们对考试制度公平性的需求，因此不可取。

事实上，公众对论文格式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高考改革的高度期望。研究发现，舆论的形成是以主题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主题会吸引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对同一主题表现出不同的兴趣。[6]通常，公众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不表达自己的观点或随波逐流，没有意见，他们通常被称为“普通人”;相对而言，只有那些更关心和关注公共事务的人和那些涉及到他们切身利益的人才会强烈呼吁一些主张或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通常被称为“关注公众”.因此，现实中媒体的大量关注和报道，以及片面批评的呼声，恰恰反映了公众对高考的高度关注和对高考的高度期望。

关于如何处理舆论，通常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态度认为，普通公众并不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舆论往往只是他们一时不满的反映，或者是新闻媒体哗众取宠炒作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并非没有看到改革高考制度的紧迫性，也没有看到统一标准化试卷可能造成的诸多问题。然而，当他们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怀疑、批评和阻挠。一方面，多样化的评价方法越来越受到教育专家的高度赞扬，因为这种评价方法更能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更好地考虑一个人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公众有强烈的声音要求全国实施统一的试题，要求全国划分分数线，统一录取，因为这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高考制度越来越科学，公众的不满自然会得到解决。另一种态度强调舆论的价值，认为只有民主的方式才能保证任何制度设计的延续和发展。邓恩指出，民主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动员大多数人捍卫政权，让人们“捍卫”他们珍视的东西。“面对深深的苦难，他们首先需要它来凝聚公民的忠诚，并用它来解释一个值得公民战斗到死的理由，而那种绝望的战斗方式永远不能指望利己主义提供。[7]同样，对于高考的制度设计，其活力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当高考制度这一促进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工具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和理解时，必然会衰落，导致对教育体系的信任危机更大。因此，高考改革也应以舆论为基础，获得舆论支持，舆论应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参考因素。

事实上，对于舆论对高考改革的片面批评，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指责公众，认为他们不合理，眼光短浅，漠不关心，因为任何面临强烈舆论阻力的改革都将困难；同时，我们不应该完全根据舆论做出决定，因为完全依赖舆论的决定往往会导致“大多数人的暴政”。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将帮助我们克服许多可能遇到的障碍，并获得更强的前进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高考改革的道路也不会变得畅通无阻。夏皮罗指出，民主确实是一种善，它对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价值，但它既不是人类最高的善，也不是人类唯一的善，也不能控制我们所有的活动，生活中需要更多的其他东西，民主不能带来其他东西。[8]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