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编制课程和教材

董伟川认为，我们的课程来自外国。外国课程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也是根据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变化的。由于工业革命的需要，现代课程越来越详细，但这种设置也有其缺点，即学生很容易进入角落，看到树木看不到森林，所以一些国家开始要求课程综合化。我们需要进行计划建设，同时引进课程，但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实际需要。

（1）从生活出发，设置反映社会和学生需要的课程

美国教育家杜威强调，学校教育应该与儿童自身的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关，教育应该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董伟川强调，结合现实，不复制西方的教育理念。然而，董伟川认为，杜威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的本土化要求。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课程应满足国内文化和社会的需要，设置反映我国民族文化和培养国内建设人才的课程，包括自然科学、语言、劳动技术、公民道德、军事等。

从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角度来看，课程应该能够使中学生“负担得起”，科目应该简单，并“在简单中发挥全面的沟通作用”。因此，他提出，新课程应具有地方化、注重地方建设、适应生活需要、配合实践、考虑入学需要等五个特点。

（2）教材本土化，灵活编制和应用

为了将“外国八股”转化为适用的教材，董卫川总结了三种教材编制方法：混合、单元、螺旋。其中，单元编制方法与我们现在提倡的主题课程相似，可以将分散的知识总结为中心，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广西国立中学自然科学第一学年教科书中的“衣服”是一个单元，功能、原材料、纺织、洗涤和染色课程是一个小单元。通过“衣服”的主题，整合物理、化学、植物、卫生等相关知识，使教学更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

教科书也应该灵活使用。董卫川认为，教科书是教学工具，而不是圣经，教师必须从生活的角度看待它，注意教科书内容的灵活使用和教学时间的灵活处理。教学也应该前后呼应，左右照顾。螺旋安排使教科书不可避免地重复，“重复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教师是否可以前后呼应。教学前，可以为后面的教科书保留地步，教学后，可以呼应前面，以获得预览、复习和联系的效果。”此外，教师还应注意打破课堂作业与课外活动的二元对立，注意收集资料，补充教材的不足，制定教学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在非常时期制作教学工具，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