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学教育要以培养基层建设干部为目标

自现代教育体系颁布以来，中学教育的目标要求像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考虑到入学和就业两个方面，但董伟川看到，这一目标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实现。原因是董伟川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造成的。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不像日本和美国有自己的工业，大多数没有入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就业的出路；我们的农业保守，难以改进，生产技术仍然非常原始和落后，从农村毕业的学生往往不愿意回到农村就业。因此，就业目标无法实现。从入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贫困，绝大多数学生未能完成六年的中学，近四分之一的毕业生可以完成中学，只有十分之一的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经过六年的准备，后来只有两个半人可以进入大学”[4]。大多数能上大学的学生也有混合文凭，因为他们没有专业基础和清醒的理解，申请学校和专业是相当盲目的。因此，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

董渭川强调，中学教育的转变首先是教育目标的转变。当前的中学教育是不正确和不合理的，目的是准备进一步学习和就业。时代和环境需要我们的中等教育来培养建设干部和革命士兵。至于继续学习和服务社会，这是建设干部和革命士兵所需要的两个条件，而不是目的。他强烈称赞广西国民中学明确的目标：“继续国家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准备基层建设干部，以满足全省四大建设的需要。”[5]广西国民中学成立五年后，有2500多名毕业生，除少数学生外，大多从事基层建设，大力推进广西县的建设。因此，董渭川认为，广西国民中学明确的办学目标不仅为中学教育打开了出路，而且满足了中国社会当前的需要，应在全国推广。

二、中学教育要与中国社会沟通，进行规划建设

当时，中国面临着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大问题。董渭川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学教育与社会交流是培养真正人才的出路，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当今社会最需要的是大量的基层抗建干部。这些干部“有信心，能团结合作，能吃苦耐劳，能深入下层，能领导推动，能从管教养卫的各个部门入手，能联系配合……”[6]，这些能力不仅可以在学校获得，真正有用的人才应该在服务社会、创新社会中锻炼。中学教育不仅能与社会沟通，还能促进社会进步。他认为，如果社会是腐败和邪恶的，那么在脱离社会的学校教育结束后，年轻人很容易被同化和浪费。如果年轻人平时在学校从来没有接触过有欠缺的社会，毕业后自然会觉得学无用。因此，学校教育应该让学生看到社会，改变社会，“改变社会和教育，引导学生实际从事补救社会缺陷，纠正社会错误，提高文化水平，创造理想社会，培养了解社会、理解社会、同情社会的人才”[7]。教育者不仅要“教书”，还要“教人”，甚至扩展到“教社会”。他提倡国立中学应该成为县文化中心，帮助当地消除文盲，开放人民智慧，形成教育的社会力量，改变当地人民的面貌。可见，在董渭川看来，中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应该相结合，中学教育肩负着改造社会的神圣使命。中学教育要规划建设，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为教育创造教育态度的人是无用的，与社会隔绝的。他们必须与政治、经济和军事密切联系和合作，成为“计划建设”的强大动力。[8]董渭川认为，自中华民国以来，教育和政治一直走自己的道路，教育目的不能与政治目的统一，教育错误造成人才浪费，形成政治落后或停滞。抗日战争前，广西省创办的国立中学为中国中等教育开辟了培养基层建设干部的道路，是中国中等教育与政治合作的开始。几十年来，重学轻就业的教育目的观和上学是为了官员的社会心理，导致教育与经济长期脱节。“实用主义教育”、虽然“生产劳动教育”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但仍然无法进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中。中学教育要有计划地培养生产建设干部，教育内容的安排要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注重劳动生产，每所中学都要有农场工厂，或者与当地农场工厂密切联系，让年轻人不仅能增加物质生产，还能了解自然、社会和生活”[9]。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学教育还应注意加强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而且可以为抗日战争的救国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