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他对人民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等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从年轻时在天津南开中学当教师，在江苏东海中学当校长，到中年广西国民中学开展教育实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中学教育改革，董渭川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中学教育理念，特别强调中学教育不能复制国外模式，根据国情和青年的实际需要。

1922年，中国以美国“六三学制”为基础，制定了比民国初年“仁子贵丑学制”更完善的“仁旭学制”。然而，这一学制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在新学制确定之前，同意和反对者已经开始争论。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人们发现中等教育质量在下降，于是教育界开始探讨新一轮的学制问题。董渭川对人们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今天，倡导者和反对者的大部分原因都集中在教育本身的年限、设计、教师、学生、教科书、继续教育。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似乎没有注意到。不幸的是，试行后不久就感受到了“圆凿方钉”的苦恼。[1]董卫川认为，新学制是从美国移植的，在参考和引用中没有考虑中美政治、经济、社会差异，没有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教育现状，而是复制，培养中学毕业生难以适应中国社会。面对这一严峻问题，董渭川提出了中学教育本土化的观点。

中学教育要以民族为本，考虑我国地方建设的需要

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下，中国的中学教育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肩负着民族的使命。“时代和环境绝对不允许我们做教育，忘记自己，创造了一些崇拜外国、鄙视自己的人。”[2]为了赢得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董伟川认为，我们的教育必须加强每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发扬和创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中学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方法必须建立在我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中学教育还应考虑地方建设的需要。1935年，广西省在实施中等教育过程中创造了新的教育体系，命令全省各县建设国民中学。国民中学学制四年，分前两期，后两期。根据广西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国民中学得到了董渭川的高度赞扬。从1938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董渭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广西国民中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他在分析普通中学和国民中学的区别时指出，普通中学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学习，而国民中学则是为了培养基层建设干部，以满足当地建设的实际需要；普通中学学习时间长，成本高，只有富裕地区才能开放，偏远地区不能开放，贫困学生不能学习，国民中学时间短，成本降低，可广泛开放；普通中学以工具科目为中心，学生很难学习，特别是不适合广西等贫困地区，国民中学以目的科目为中心，学习可以应用；普通中学位于城市，学生习惯于城市生活，不想去农村，国民中学位于农村，学生习惯于艰苦的生活，满足于农村工作。因此，他认为“国立中学是平民、经济、人才建设，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3]，“六三三”制度对普通中学的统一规定没有考虑到地方建设的需要，特别是贫困和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