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毛学制”的文化选择

一方面，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受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导向，不断更新教育内容，改变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在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教育的演变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在教育指导思想、课程设置、体制改革、教学评价和教育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民族特色[7]前者主要涉及现代中国对外国教育和文化的吸收，即一般的外来性，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界更加关注，后者是高等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积极选择。

教育变革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渐积累的历史过程。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受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文化课程的影响，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因此，探索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外来成分对系统把握现代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现代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局限性，笔者只从“桂毛学制”中的高等教育学制入手。

综上所述，结合时代的特殊性和文化选择的一般特点，作者将现代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细分为教育理念、教育体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考核管理等。

从教育观念来看，“桂毛学制”体现了当时普遍的教育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下半年，西学东逐渐动摇了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和人才观念，儒家教育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科学技术的价值，倡导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率先开展教育改革实践，逐步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虽然这一理念依附于传统文化，但开始体现中西兼容的时代特征。

在教育体系方面，“桂毛学制”深受日本影响，其中高等教育体系以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和新学校取代了学院、国子监督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了新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据学制，清末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校、分科大学和儒家学院，高等学校是预备课程，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儒家学院是最高的大学，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与高等学校平行，还有高等师范学校、实业教师研究所、高等农业工商实业学校、进士馆、翻译馆等，注重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各学有专业知识”，具有西方专业教育的基本性质。

就课程设置而言，“桂毛学制”基本放弃了以科举为参考的课程体系，如四书五经、八股文，规定大学“以遵守法令、端正趋势、造就人才为宗旨”、“以各种学术艺术能力的人才充分任用为成果”，实行西方模式的分科与综合教学相结合，每门学科的作业分为三类：主课、补贴课和随机课。以周易门为例，主课是周易学的研究方法，补贴课是尔雅学、说文学、指定四库全书，提要经系易类、皇家批准历代通鉴编辑、中国古今法制考试、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等。任何科目的大学都是一样的。从第一年到第三年，每年都有4门以上的中国文学和心理学。

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虽然学制还保留了一定的儒家经典课程（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都有经济学义和群体经济来源等课程，大学也有专门的经济学科），但课程内容已经转变，重点关注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知识（甚至经济学科也需要学习外国科学和世界史），这与传统学校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考核管理，清政府对从高等小学到儒家学院的毕业生给予“与科举无异”的分等奖，并确定相应的官职。例如：儒家学院毕业生，翰林晋升；大学毕业生，根据成绩分别奖励学生或学生，可以授予学习、主任等官方职位，分等奖励学生，确定可以授予西方学位，是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的积极调整，学校制度也规定，学生应提交毕业技能和自我理论，作为毕业成绩评价的参考，成绩不明显或行为不当，由主管监督。学校制度在考核中融入了自我评价和监督，也是对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的吸收，反映了外部本土化的基础。

笔者拙见，认真研究“桂毛学制”的内容，深入了解其背景，不难发现，“桂毛学制”始终贯穿于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改革理念。以日本为中介，吸收了西方现代教育精神，复制移植了日本现代学校制度，希望对中国的改革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其内容的外部特征必然占据主导地位，是学习和借鉴日本高等教育的产物。这种引进和建立本身就适应了中国社会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国现代学制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其制定者本身就是培养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精英，学制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采用了一些本土化的管理手段，但无论如何，桂毛学制的文化核心是西方现代教育而不是本土化的传统模式，本土化是建立在外来性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冲突中的传统和西方文化的自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