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的起源

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通过在中国知网搜索“农民工子女教育”关键词，得出142个问题，大多集中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具体微观问题上，如农民工子女教育心理健康问题、农民工子女适应性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不足等，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地方教育差距巨大。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大多表现出一种就事论事的现象，并没有从更大的宏观环境来审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就带来了很多研究，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依然如故。从微观到宏观，就是探索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职能定位和发挥。首先，要了解职能的具体含义，“职能是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等社会事务管理中应当履行的职责及其作用。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职能是指政府行为的方向及其基本任务。[2]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职能只是一个社会的行政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和作用。”[3]从功能的定义来看，有很多种，主要是因为政府本身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功能覆盖范围太广，在一些具体的微观问题上可能会模糊。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目前有关部门职能模糊，难以有效解决。

回顾微观和宏观，微观研究主要是帮助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具体问题，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改善，发生微小的“量变”。宏观上，相关部门很难充分发挥职能，农民工子女教育很难通过政策驱动实现“质变”。为了应对这种只有微小“量变”、没有巨大“质变”的要求，要创新思维，正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低位”现状，全面审视农民工子女本身和外部资源要素，调动、优化、整合多方积极因素，尽量避免消极因素，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萧条崛起”，实现“后发优势”。

二、分析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复杂性

（1）农民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可能性较小

农民工子女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溢出性。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职能的体现。然而，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弱小的群体。他们大多以个人形式诉求和表达自己的利益，很少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此外，农民工也受到自身经济收入水平、身份和舆论环境的影响，导致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使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内外环境的综合作用下更加复杂。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政策作用更加弱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更加复杂，因此农民工子女教育在政策驱动下完全本地化的可能性更小。

（2）农民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有效性可能较低

首先，如果现阶段农民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当然，这是一个假设），在政策驱动下进入当地学校，享受所谓的“教育公平”。但经过详细分析，本地化将面临“当地学生歧视、缺乏教师关怀、学习基础薄弱、城市与农民工子女争夺教育资源的冲突”等多重影响，导致本地化效果不佳。事实上，政策只是给了参与当地教育的机会。至于未来的教育道路，可能会更加困难，这是解决任何社会问题都可能遇到的问题。然而，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很容易受到政策以外的“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远远超过政策，产生非政策因素中负面因素的限制。如果完全依靠政策进行调整，可能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降低完全本地化后的运行效果。

其次，本地化后，整个大农民工子女群体被解散为小个体，个体缺乏融入本地的能力，虽然政策本地化，但各种社会负面因素阻碍了本地化。在这种模式下，个人将失去竞争力，影响其未来发展，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陷入更“尴尬”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政策解决宏观问题，但社会等非政策因素创造了大量的微观问题，最终“微观问题”掩盖了“宏观解决方案”，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更加复杂，也降低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完全本地化的有效性。

此外，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有关部门的政策选择。在教育公平的压力下，有关部门可能会做出让步，允许农民工子女融入当地学习，但背后的资源投入可能仍保持原状，这使得教育资源更加紧张，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实质性短缺”，形成“机遇”、“资源短缺”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效果。

（三）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后发优势”

如果将移民工作组建设为独立主体，可以研究其内外环境。内部环境主要是移民工作组之间的相互影响，外部环境是当地学校与移民工作儿童学校之间的比较影响。在这种双重影响下，移民工作儿童教育与当地教育表现出巨大差距，但在这种差距中，可能包含移民工作儿童教育发展资源供应，如果实现移民工作儿童教育的发展，可能必须利用差距中的有益资源，借助“后发优势”，跨越超越，而不是盲目要求实现本地化的传统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研究创新是利用教育公平的本地化政策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相反，要创新思维，为农民工子女教育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整合更多社会资源，融入农民工子女教育发展体系，形成以大学志愿服务资源为主导的非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品牌性的象征主体，增强与本地教育的互动竞争力。

三、分析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发后优势”

后发优势是指由于后期进入行业而获得的先进企业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通过观察先驱者的行动和效果，可以减少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4]从后发优势的定义可以看出，后发者可以独立学习很多先发者的经验，从而获得很多优势。由于农民工子女教育处于“低水平”，与当地教育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可以学到很多当地教育的先进经验。从外部角度看，“后发优势”主要包括“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关爱的弱势群体”、“可以从当地教育中学到很多优秀的做法”；基于自身内部主要是“具有心理后发优势”和“改革创新后发优势”，因为已经处于低发展水平，不怕一些做法，可以进行改革创新的相关实践。从解决教育问题的性质来看，教育问题主要涉及教学硬件、教师软件、招聘政策等方面。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来说，教师软件可能是其最大的“后发优势”。表面上看，教师软件是最大的缺点，但可以通过整合现有零散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等资源来充分补充。要实现这一“后发优势”，就要聚集更广泛的高校资源，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参与志愿服务。综上所述，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内外关键环节都蕴含着巨大的“后发优势”。如何实现这一后发优势，必须建立创新的工作机制，聚集更广泛的高校志愿服务资源，嵌入大学生志愿服务新模式，全面对接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弱势主体，塑造外来工子女教育的自主品牌形象，为外来工子女教育注入更大的社会资源，实现外来工子女教育发展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