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是政策制定和调整的过程。为了保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政治制度必须与外部和内部环境保持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准确及时地获取信息，并根据信息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改变政策。基金会不仅是美国社会的重要利益集团，也是典型的非营利组织。它一直注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项目资助、调查研究等手段在政府和社会之间传递政治信息，进一步影响政府政策。教育通常是大多数美国基金会关注的传统领域。一方面，基金会通过收集和传递相关信息，积极促进美国教育政策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对美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利用政治沟通理论，将基金会作为美国政治沟通的媒介，解释基金会对美国教育政策的影响。

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基金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美国基金会的定义和分类、起源和历史演变、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中，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利益集团理论的角度研究和评价基金会，如谢秋葵的《基金会：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习杰英的基金会――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平衡因素、钱春园的《美国私人基金会与美中关系》――国际政治社会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相关、李涛的《美国慈善基金会与美国政治》等。然而，基金会的沟通功能研究的理论成果仍然很少。

基金会作为政治沟通媒介，是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是非政府、非营利、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个人、家庭或公司）和董事会管理工作计划组织，其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服务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赞助其他非营利组织[1]。美国基金会作为政治交流的媒介，在影响教育政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由于基金会的概念和运作，它不仅可以收集大量的教育信息，而且与社会各界，特别是与教育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基金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收集教育信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1)信息的集合

信息是政治交流的核心要素。基金会作为政治交流的媒介，具有非营利组织的一般特征。就其宗旨而言，基金会的特点使其在教育领域的信息有效分配和整合方面更加突出和高效。

第一，非政府性。非政府性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属性，是其区别于政府的主要特征。基金会的非政府性主要表现在其决策制度、治理结构等方面。基金会是一个独立、自治、民主、开放的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社会性。政府作为“通过政治过程表达的人民意愿的集中代表”[2]，一般具有组织成员的普遍性和权力的强制性特征。由于政府根据其政治决策过程和公民权利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反映和满足中位选民的偏好，无法响应其他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服务需求。与此同时，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也使政府行动缓慢，效率低下。相对而言，基金会具有灵活的工作方式、灵活的公共需求反馈和志愿者公民的参与，使其能够更好地关注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整合更广泛的教育信息，及时捕捉教育领域的最新动态和信息。

第二，非营利性和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是非营利组织不同于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企业，主要是指私营和商业导向（利润导向）组织的集合[3]。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根据反映产品或服务供需变化的价格机制进行自愿交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自愿配置方式，其运行机制决定了它只能满足社会的一部分利益，而不能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教育作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对企业缺乏足够的关注力。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也有公共责任和私人经营模式。它承担着公益服务的使命，承载着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希望，更有动力关注教育。此外，美国基金会建立的背景和美国传统文化也使基金会有更多的使命和动力关注教育信息，实现信息的交换和流通。

(2)多元化渠道

美国基金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可以积累和分配大宗社会财产，直接影响社会政策和社会意识。美国基金会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往往有更有效的沟通渠道。同时，基金会不断关注教育，与教育领域保持密切联系，为其传递教育信息提供了多元化的平台和渠道。

首先，基金会的经理与社会各界密切相关。虽然基金会的工作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干预，但基金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与政府和企业有一定的联系。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首席运营官PeterJ.Madonia先生是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彭博社的高级顾问。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德纳姆先生是加州和洛杉矶律师协会的成员，也是雪佛龙、橡树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和纽约时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其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与教育界密切相关。基金会的经理通常是著名大学的校长或关心教育的知名人士。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朱罗丹女士曾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和耶鲁大学的教务主任，也是常春藤盟校的第一位女性领袖。她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哲学学院和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的成员。她还参加了布鲁金斯学会、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全球人道主义论坛（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创办）和克林顿全球倡议的扶贫轨道。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老威廉·盖茨曾倡导西雅图公立学校的利维运动，也是华盛顿大学董事会的成员。（3）专业智库

除了员工与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密切联系外，基金会还通常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自己的专业智库，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研究和讨论。专业智库的存在使基金会的政策建议更具说服力和可行性。

首先，向其他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捐款。捐赠基金会经常通过捐赠其他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来研究其关注的领域，有些人甚至捐赠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例如，卡内基金会在1900年建立了卡内基理工学院，这是今天著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运营基金会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专业智库，通过基金会内部项目的运作来实践其目的。例如，查尔斯·凯特琳基金会将公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视为其常规项目。该项目试图将公立学校改革与社区建设相结合，将公立学校提上社区政治议程[4]。

第二，资助个人学者的研究。美国基金会和大学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资助大学内部的研究机构、学者和奖学金，一方面促进了大学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学关注领域的研究。例如，卡内基金会于2000年至2009年启动了“卡内基学者”项目，并在10年内聘请了168名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包括美国的教育政策，还包括卡内基金会最近关注的焦点；盖茨基金会还开展了“盖茨千年学者”、“教师带头人”、“州教育挑战礼品”等项目旨在引入个人教育成功案例，提高整体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