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团体合作，消除松懈

通识教育要求学生通过多种基本能力的训练获得更合理的能力结构，其中团体合作和组织能力是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许多教育家认为，中国现代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精神松懈，没有凝聚力，特别缺乏团体合作和组织能力；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组织能力。“三常委”还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组织能力，积极倡导学生体验团体生活，参与各种团体活动。姜梦林将团体生活分为“学术团体生活”、“体育团体生活”、“社会团体生活”、“娱乐团体生活”和“组织团体生活”，呼吁学生积极参与。张伯苓强调，“学校全力赞助学生课外组织和团体活动，有效倡导，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练习和参加活动”，积极“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区，共同合作，团结负责……”加强“群体教育”是梅贻琦的基本教育主张之一。他注重从细节入手，培养师生的团体精神。即使在师生聚会上，他也强调“我们借此机会见面，表现出团体精神。并集合唱歌听讲，陶冶气质，增强知识两个方面，同时可以得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有许多学生协会，如“海燕歌唱团”、“学术研究协会”和“音乐研究协会”，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观念、爱国主义精神和组织纪律，而且挖掘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知识，锻炼了学生的组织和工作能力。

从以上可以看出，“三常委”广泛认同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精神和组织能力，不局限于号召性的警示，而是倡导并举。受此鼓舞，大部分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可以说，战前清华、北大、南开、西南联大学生团体活动广泛热烈，离不开“三常委”的积极领导。

（2）陶冶情操，提高素养

通识教育也在于培养学生丰富优雅的情趣。美育是实现美育的主要途径。在“三常委”中，蒋梦麟的美育思想最为丰富。他对审美教育的理解是：“审美教育者，所以发展个人的审美感情。因为“生活在世界上，他的需要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情感上。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可以算是没有生活”。对于审美教育的实施，他认为“图片所以发扬想象力，舞蹈所以发扬兴奋，音乐所以发扬感情”，[7]（P62）雕刻、文字、金石等，也能使人形成和谐的感情、高尚的理想和活泼的精神，甚至改善日常生活也能“培养心灵，激发美德”。他特别希望年轻人“培养对自然事物的兴趣……音乐歌剧练习”，通过音乐、歌剧，使其“情感和快乐，增加生活的兴趣”“发泄胸部的拥抱，实验他们所有理想的生活”，以实现“中国低迷的社会，混乱的思想，胆怯的感情，一个接一个地消除”的目的。显然，蒋梦麟对美育的作用越来越高。

梅贻琦和张伯苓也注重学生的审美教育。梅贻琦在清华哲学、外语、心理、体育等系的课程中安排了各种审美教育课程，并邀请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仁等著名艺术家担任讲座；他还以讲座、展览、演奏会等形式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潜移默化地熏陶了他们的美。同样，张伯苓也大力倡导戏曲等审美教育，并实践自己。他创作、导演、表演了《新青年》、《娜娜》等新剧，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果。南开学生戏剧创作演练的丰富性和高质量，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留下了强大的一笔。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三常委”具有丰富的通识教育思想，体现了通识教育的内涵要素，体现了现代中国现实社会对人才素养的时代要求。在“三常委”中，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更加突出和系统，而蒋梦麟和张伯苓在很多方面都做了补充，他们对通识教育有“区域”的认可。我们认为，这种认同“区域”的存在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概念，是联合大学保证通识教育实施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联合大学“三常委”作为教育家，虽然对通识教育有不同的认识，过去在实践中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中有一些人不同意通识教育的理念。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元老何廉先生曾说：“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没有自由教育。他的目标是鼓励专业、实用和技术学习。(何廉着，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288.）对此，《南开大学历史》(1919)―1949)认为，私立南开大学“在培养目标上实行通才教育”、“实行通才教育，强调实践能力和开拓精神，构成了南开大学这一时期的办学特色”的观点(南开大学编写组。南开大学历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37-138.）。本文的探究也说明张伯苓认同“通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