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教育救国”到强调社会影响教育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败后，许多进步者意识到教育对救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举“教育救国”的旗帜，培养人才，开放人民智慧作为拯救垂危国家的重要手段，主要代表是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反思日本和“泰西”强盛的原因是建立学校，培养人才。“今天中国的弊端，人才匮乏；人才匮乏，不讲学。因此，他倡议：“要想任天下之事，开启中国的新世界，不急于教育。[14]黄遵宪还多次写文章，援引日本和德强盛的例子，说明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呼吁普及教育“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梁启超以师范教育为“群学基础”，强调通过培养教师提高国民素质，实现救国强国的目标。这些想法客观上促进了师范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但不能带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表明了改良主义的局限性。到现代，林立儒、许崇清等广东教育家认识到，教育的发展受到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社会在教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林在分析了世界先进国家和中国不同时期的师范教育的作用后指出：“师范教育必须从狭义的教育问题转向政治和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15]他呼吁：“要改造师范教育，就必须改造全世界的全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几乎平等，师范教育还是几乎进步！[16]许崇清从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社会的进化是在教育之前。”要实施新教育，社会环境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来容纳新教育。[17]教育者的主观意愿是改造教育，帮助社会进化，而不是中国社会进化。受过新教育的人毕业后能否被社会所容纳，在教育者中是不可预测的。现代教育家认真总结教育与社会问题，更客观地理解辩证关系，有利于师范教育的正常发展。

2.从“量”通才培养到“质”“量”并重的优秀教师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成立于民族生存的关键时刻。当时，严重缺乏教师和普及教育。因此，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综合考虑的人才，旨在解决教师的“数量”问题。到现代，我们开始重视师范与学术的统一，培养“专业多才多艺”的优秀教师，实现“质量”与“数量”的平等重视。

广东现代教育家注重以德为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通才。黄遵宪对师范生的培养非常谨慎，必须要求“文理明通、品行优良”读师范学校。康有为建议选择贤惠敬业的人当老师。只有友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学博大，思悟通妙，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慈幼有恒，才能肩负起培养学生的重任。孙中山还教师范生要谨慎，“培养民族模范”。作为一名教师，要履行职责，关心政治，精通业务，有渊博的知识。[18]“只有知识，才能作为教育学生的知识，恒视教师的进退，所以教师的责任很大。[19]这些思想主要从人才培养和教师素质的角度阐述师范教育的目的，梁启超进一步讨论了教育目的的意义和选择，确定具体方法的目的，提出教育创造新思想和新素质的新人，应该“教人学习成为现代人”。他要求师范生学习“以教人为主义”，寻求个性完善，寻求人才。基于时代的局限性，梁启超等人主要从普及教育的角度解决了教师“是否”和“是否足够”的问题，缺乏对培训什么样的教师和如何培训的深入细致的思考。在前人的基础上，现代教育家开始探索如何培养合格的教师和优秀的教师，解决“质量”和“数量”并重的问题。在师范教育实践中，林立儒坚持“教育家要培养进步人格，适应进步社会”的理念，努力把师范生培养成“有前途有守”的教育工作者。后来，他强调，优秀教师必须有深刻而深刻的科学知识，正确而坚定的政治立场，熟练而灵活的教育技术，以实现“学习专业知识和多才多艺”。徐崇清还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即任何教师都必须有崇高的知识、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学习教育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尽职调查地为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