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由于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不同，严阳初和梁漱谟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直接导致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乡村教育理念。

(一)晏阳初和梁漱璋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一样的。

1.倡导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

严阳初认为，中国受到外国人的压迫，人民受到军阀的破坏，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平均智力的低下。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民族重塑”使命的最有效途径。梁漱谟还认为，教育的作用是“继续文化，寻求进步”，即“避免文化传播，避免文化停滞”[2]。教育不仅可以传播文化，而且可以改变社会，随时纠正社会问题，使社会不受干扰和复杂。

2.指责当时的新教育。

燕阳楚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举办的新教育是从东西洋抄袭的，不符合中国国情。他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教育。梁漱谟将新教育的问题总结为：一是不符合教育原则，没有实现教育任务；二是不符合生活原则，主要表现为教育贵族化、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法制裁化、学校教育与家庭感情缺乏沟通等。

3.强调中国的基础在于农村，处理中国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

燕阳楚认为，中国人口大多是农民，强调农民是中国“人”的基础，其生活基础是农村，创造中国新教育需要从农村教育开始。梁漱璋认为，只有农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只有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农村文化，中国社会才能取得进步，挽救民族生活的困境。

4.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农民结合。

严阳初指出，农村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农民自身，还取决于有知识、有远见、有新技术、有新方法的人。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数百名知识分子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偏远的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梁漱谔还主张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认为这不仅可以解决城市知识分子过剩和人浮于事的问题，而且可以发挥农村的“耳朵”、“添喉舌”甚至“添脑筋”的功效[3]。

(2)晏阳初和梁漱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不同。

闫阳初认为，当时中国的四大问题是愚蠢、贫穷、虚弱和私人。为了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他提出了四种教育和三种方式。四大教育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种方式”是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严认为，应采取三种方式实施四种教育，增强农民的知识、生产力、健康和团结，完成农村建设，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目标。

梁漱璋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文化失衡”――严重的文化失衡是中国“伦理标准、职业分离”的传统社会结构崩溃。处理中国问题的途径是从农村建设入手，重建新的社会组织，振兴中国文化，使其成为世界文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方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创造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燕阳初和梁漱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们的农村教育思想对当代农村教育仍有借鉴价值，如重视农村成人教育、教育与农村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农村建设人才培养等。分析比较燕阳初和梁漱谟形成农村教育思想的原因，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鼓励对教育感兴趣的人成为教育家，促进中国教育家的办学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