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成长经历与思想渊源的比较

晏阳初和梁漱谟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很多不同，比如:成长环境不同，晏阳初出生在相对偏远的大陆――四川巴中县长大，梁在国家政治文化中心长大――北京；严小时候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读四书五经，梁没读四书五经；严接受教会教育，出国留学，分别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梁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依靠自学成功。即便如此，他们的成长经历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反映在以下方面。

（1）晏阳初、梁漱谟都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儒家文化的陶冶。

晏阳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县的一个学者家庭。四五岁时，他去学校读传统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诗、书。童年的教育使严深受儒家民族思想的陶冶，以“民为本，本固邦宁”为从事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将民族思想付诸农村教育实践。

梁漱谟也出生在一个学术家庭。他的父亲梁济40岁，非常注重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完美。梁济的道德品质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梁漱谟，使他工作非常认真，从小就对社会和国家有责任感。梁漱谟一生都喜欢行动，不愿意空谈。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农村教育实验，坚持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2)晏阳初和梁漱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严阳初接受教会教育，赴美留学，受基督教仁德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

1903年，燕阳初离家前往保宁府，到中国大陆成立的华英学校学习，接受教会教育。华英学校校长姚明哲对学生们充满了爱心和认真的教导，使严看到了基督的榜样。1904年，严自发地接受了训练，皈依了基督教。耶稣基督的仁德哲学、扶贫和人道主义激发了严热爱劳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闫阳初先后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多年的留学经历，让他对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民有”、“民享”、对“民治”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还经历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开展农村教育时，他不仅注重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还注重对农民进行系统的创新教育。

2.梁漱谔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丹麦教育的影响。

与同代许多中国人不同，梁漱璋六岁开始学习《三字经》、《地球韵》，不读四书五经。七岁时，他按照父亲的指示在中西小学学习，既读中文又读英文。14岁时，他被顺天中学录取，学习英语、数学、外国地理等科目。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使梁漱璋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梁漱璋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更注重依靠报刊杂志自学。他经常读《新民丛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申报》、《时报》等，从中学到了很多西方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杜威、罗素来华浏览讲座阶段，梁漱璋在北京大学任教，对叔本华超人哲学、尼采唯意志论、丹麦合作主义等西方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

虽然梁漱谟的思想来源很复杂，但他对生命哲学非常感兴趣，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在此基础上，将宇宙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创造生命主义宇宙和直觉主义认识论，进而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使之成为农村教育思想的源泉之一。丹麦教育也给了梁漱谟很大的灵感。梁漱谟认为，丹麦教育的崛起在于丹麦教育是一种农村教育和人民教育，注重生活友谊教育，通过传播民族文化唤醒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他认为，中国教育应注重生活友谊，寻求文化转型和民族复兴。

(3)晏阳初、梁漱璋都注重参与社会生活，开展教育实践。

1902年，燕阳初翻山涉水400里，前往内地保宁府开办的新学校学习。在路上，他亲眼看到盐贩背着一两百斤盐跋山涉水的艰辛，感受到了劳动者的痛苦和毅力。1918年，燕赴法为在法国做“苦力”的20万中国工人服务，给中国工人发信，开设中国识字班。他发现了“苦力”的潜力，创造了开人矿和脑矿，懂得发扬“苦力”的潜力，形成了以“三发”原则为核心的苦力论，成为他今后从事农村教育的理论基础。

1920年，严阳初带着实施平民教育的决心回国。首先，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访问了19个省，调查了平民教育的现状，并前往长沙、烟台、杭州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23年，他担任中国平民教育促进协会总干事。他逐渐意识到，只在城市进行平民教育是不够的。他必须进行农村平民教育实验，把平民教育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

梁漱谔从中学毕业后，想为社会和国家做一些事业。他首先致力于革命工作，然后成为一名记者，经常与社会接触，逐渐知道事实不如理想。因此，他决定了自己出生的想法，并转向了佛教。但真实的社会生活感觉使他“放弃佛陀，回到儒家思想”，成为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开拓者”。他提出了“世界文化第三阶段再现”，即世界文化发展有三种不同的方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前进要求为基本精神；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自我和谐为基本精神；第三方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背后要求为基本精神[1]。他认为，继西方文化繁荣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中国文化的振兴。中国文化的根源在农村，改造中国社会自然应该从农村开始。梁漱谔的文化哲学观为他未来的农村教育实验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哲学形成后，梁漱璋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解决农村问题。1924年，他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前往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此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梁南进入广州，西进入山西，前往河北，前往宁汉，考察农村工作，写了《农村治理十讲》，主张从农村治理转变社会。1931年，山东农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先后担任研究部主任、院长，指导邹平、菏泽、济宁等地开展农村教育试验，取得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