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输入：来自历史和需要的自然演变
广东与澳门在教师教育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协和女子中学三年制幼儿园师范班。之后，经过执信女子中学附属师范班和德明中学幼儿园特殊师范班的延续，直到20世纪80年代华南师范大学的介入，双方的合作进入了大规模推进的新阶段。综上所述，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澳门第一所正规师范学校是1938年1月从广东迁往澳门的“协和女子中学”设立的师范班。[1] 191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广州开设“慈爱幼儿园”，次年开设“慈爱保姆学院”，培养教师，即协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1935年，根据教育部关于私立不允许办师范学校的规定，改为协和女子中学，招收高中普通科。由于幼稚师范成绩显著，特准继续开办幼稚师范科。抗日战争后，学校被迫迁往广东台山公益埠，1938年又从公益迁往澳门。协和女子中学在澳门的师范课程分为普通师范和幼稚师范。除了跟随迁往澳门的学生外，澳门本地初中毕业生也纷纷参加考试，全校中小学、幼儿园、师范生一度增至900余人。与“协和女子中学”同时由广东迁至澳门开设师范课程的，还有“广东省立执信女子中学”。广州执信学校由孙中山先生于1921年10月创办，纪念民主革命志士朱执信。1924年，学校增设高中师范科，1928年实行男女分校，易名为“广东省立执信女子中学”。抗日初期，学校迁至南海碧村，1938年10月迁至澳门。与其他迁往澳门的学校不同，受政治风暴影响，执信学校于1942年在澳门办学，但部分师范专业人才留在澳门教书。现阶段联系广东、澳门教师教育的第三所学校是德明中学，1946年在广州成立，1949年迁至澳门。学校于1953年开始办师范学校，主要针对香港学生，但也有少数澳门高中毕业生就读。学校的办学特点是实行招收高中毕业生和一年专业培训的新学制，不同于“协和女子中学”招收初中毕业生培训三年的幼儿园教师制度和澳门建立的濠江中学招收初中生培训一年的简师制度。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广东和澳门在教师教育领域积极大规模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门经济起飞。由于教师待遇低于其他同等学历行业的从业人员，教师流失非常严重。20世纪80年代初，澳门中国教育协会多次呼吁重视教育的社会职能，提高教师待遇，积极寻求促进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的途径。1983年，澳门中国教育协会引起了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的关注，开始与位于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取得联系，并赢得了澳大利亚和葡萄牙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并计划了在职教师培训课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大面积提高在职教师专业水平的道路。1984年底，澳门中国教育协会与华南师范大学达成协议，由华南师范大学按照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标准，结合澳门地方实际，由教育部、心理系为澳门在职中小学教师设计专业课程，学制五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为大专课程，后两年为本科课程。1985年3月，在澳门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正式命名为“华南师范大学、澳门教育部、澳门中国教育协会联合举办的函授教育课程”。1993年，该课程正式获得官方认可。同时，双方合作办理三年制学前教育课程。1985年至1993年，接受培训的人数超过900人，占澳门在职中小学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它不仅实现了大面积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目标，而且在澳门掀起了积极的学习热潮，也带动了社会氛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门课程也是粤澳合作和官民合作历史上第一次开设师范课程。被誉为“澳门400多年的创举”，是“提高澳门教育水平的战略建设工作”，是“两地友好合作的典范”。[2]未来20年，华南师范大学继续在澳门开展教师教育课程，开展继续教育培训，招收澳门全日制学生，成为澳门最早、服务最广、影响最深的大陆大学。截至2010年初，华南师范大学已为澳门培养本科生8945人，硕士生375人，博士生8人。目前，在澳门具有专业资格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中，华南师范大学70%以上受过培训和培训，涵盖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继续教育和培训等层次和领域。华南师范大学被誉为澳门教师教育的三大力量之一。①与此同时，内地改革开放，特别是澳门回归以来，广东和澳门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也积极合作，规划和组织“泛珠三角地区教师教育联盟”、“粤港澳100所中学校长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有效促进了两地在教师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然而，回顾广东和澳门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合作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等师范教育的“迁徙”，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主导的大规模教师教育培训交流，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广东在教师培训和培训方面的“单向”、在“狭窄领域”的投入和支持下，澳门对广东教师培训的“反馈”能力仍然非常薄弱。双方在教师教育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基于互动、优势互补、综合合作的局面尚未形成。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教师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缺乏传统的沟通机制，缺乏资源优势互补的整体研究和积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