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立法原则

《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作为替代劳动教育制度的法律，必须纠正劳动教育制度的缺陷，遵循以下法律原则。

(一)遵循宪法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最大的缺陷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但它只是国务院颁布的文件，而不是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法律。

《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应当明确其法律属性，纠正长期以来劳动教育制度性质不明确的漏洞。《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性质，根据法律面临的对象、处罚期限和手段，应当明确为行政处罚。因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对象是一般行政处罚较轻，但不够刑事处罚，一旦行为人违反刑法，将依照刑法给予刑事处罚，不属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处罚范围；另一方面，法律应发挥教育、矫正、惩罚三重作用，注重教育、矫正功能，不像刑罚是惩罚犯罪的手段，不是临时行政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将法律定位为行政处罚是更合适的选择。

（2）遵循适度性原则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现有劳动教养制度过于简单统一。劳动教养制度几乎包括所有类型的违法犯罪行为。故意实施某些违法行为但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纳入劳动教养范围。然而，这么多种违法行为只有一个量刑标准――“劳动教养期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这种一般的量罚标准很难体现出与罚之间应有的适度性原则，也使得量罚既不平衡又不合理。同时，这种一般的裁量标准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以决定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劳动教养期的乱决定。

《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对象应当限制在两年内实施三次以上（含三次）同类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并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数量、程度和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综合考虑教育矫正的年限。建议教育矫正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教育矫正后仍不能远离违法犯罪的，最多可延长半年。这并不是说在立法中要彻底消除自由裁量权，而是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杜绝原有劳动教育制度的“一锅端”现象。因此，《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立法不仅要尽可能细化裁量标准，还要赋予决策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区别对待各种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从而更好地实现适度性原则。

(三)遵循程序正当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践中一直缺乏外部监督。劳动教养名义上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事实上，今天的劳动教养案件都是由公安机关独立完成的，从调查取证到审批决定。虽然检察机关也负责监督公安机关的工作，检查劳动教养案件，但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也忽视了对劳动教养案件的监督职能。一般公安机关向劳动教养决定书提交后，没有后续的监督检查工作。因此，劳动教养案件的处理不透明、不公开，任何公安机关都无法移送起诉，治安管理处罚过轻的案件都采用劳动教养的形式。

《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应当纳入决定教育矫正的办理机关、决定机关和监督机关，改变原劳动教育由公安机关单独承担的情况。建议公安机关作为办理机关，法院作为决定机关，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公安机关承担各种违法行为教育纠正案件，负责收集证据、违法事实、记录材料等，符合教育纠正的违法行为，应当直接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简单程序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履行监督职责，必要时公安机关也应当出庭作证，最后由人民法院决定教育纠正的期限和方式。这样加入外部监督，可以确保案件处理和决定的公平和公正，放弃机关从案件处理到决定全权独揽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