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和人口密集的报告与500年前对马可波罗的记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中国处于停滞状态？斯密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了法律制度允许的发展程度”。在《国富论》中，斯密对阻碍中国发展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具体分析。比如他认为中国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中国的政策，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多数地方的工匠比农业工人好，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工人比技术工人好。在中国，每个人都想占有多少土地，要么拥有所有权，要么租地……中国人不重视外贸……除了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自己或自己的船只经营外贸。只有一两个港口允许外国船只进出。因此，在中国，外贸仅限于狭窄的范围。”“众所周知，现代中国人非常轻视外贸，不给予外贸法律正当保护”。[8](P例如，当俄罗斯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官员常常对他说：你们乞讨贸易！’”他认为，外贸在国民财富的增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允许对外贸易，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的发展:“假设除了国内市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外国市场，更广泛的外贸必将大大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应该说，斯密对中国发展长期停滞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政府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之一（另外两大教条是重义轻利、推崇奢侈节俭）。

一方面，它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持久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它阻碍了现代工商文明的发展。唐宋时期中国农业文明达到顶峰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缺乏有利于工商文明制度安排创新的环境。与法国重农学派非常欣赏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同，当西方现代工商文明发展的曙光出现时，作为一名天才经济学家，斯密敏锐地认识到工商发展在促进国民财富方面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这是斯密在中国观上超越重农学派的地方。斯密指出，虽然中国“国富”,但并不“裕民”:“虽然旅行家的报告有很多矛盾，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劳动者难以赡养家庭成员的记述却是众口碑。如果中国农民整天工作，他们的收入足以买到少量的大米，他们会感到满意。技术人员的情况更糟。欧洲技术人员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的车间里等待顾客，而中国技术人员则随身携带器具，不断地在市场上四处奔波寻找，或乞求工作。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民的贫困程度”。然后，他用同情的语气写道：“据说在广州附近，有几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住地，栖息在河边的小渔船上。由于缺乏食材，这些人往往会争取欧洲船舶投弃船外的污物。腐烂的动物尸体，如死猫或死狗，即使有一半腐烂发臭，他们也很高兴得到它，就像其他人得到卫生食品一样。”斯密将中国的国富民贫归因于中国社会的停滞。他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强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财富增强的自然征候。相反，贫困职工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候。”“就生活资料价格而言，中欧差别很大，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而言，差别更大。这是因为大多数欧洲都处于改善和进步的状态，而中国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欧洲劳动的真正报酬高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