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政策和特殊制度的前提下，深圳作为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仍然有三个经济优势：一是制度优势。经过25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经济的成熟仍将高于其他城市，为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区位优势。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比其他地区更好地借鉴香港和澳门的制度资源，为扩大开放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结构优势。当深圳将高新技术产业定位为主要的新经济增长点时，结构调整已成功实现。作为十五期间工作的主线，它可以比其他城市更快地实现信息化，缩短产业升级进程，为完成产业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值得强调的是，这三大优势在25年改革发展积累的相对强大的物质基础上得到了牢固的建立。2002年初，总书记访问广东时，明确提出深圳仍需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先锋。2002年夏天，深圳市委提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特区’理念也应该跟上《纽约时报》的步伐。今天，我们的特殊主要不是要求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折扣，而是基于深圳的现实，面向全省，不断解放思想，有特别先进的愿景，特别务实的思想，特别激动人心的精神，特别优秀的工作。特别是2005年3月，当深圳新市委明确提出：深圳的定位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深圳唯一可选的道路、改革创新是我们最好的道路、与时俱进的概念。也就是说，特区已经从实施特殊政策的地区发展到具有特殊愿景和特殊改革的地区，也就是说，特区的概念已经从实体转变为精神。这一概念的发展本质上改变了特区概念的内涵，缩小了特区的延伸。这就是在谈政治的前提下理顺逻辑关系的原则。这相当于对特区是否应该是特殊的以及是否可以是特殊的的长期争论做出了历史性的结论。特区还需要特殊的，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仍然需要这种精神；特区还可以特殊的，因为深圳在其他地区有不可替代的精神积累优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施它。因此，我们至少应该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1）完善运行机制，确保政令畅通。

改革创新的前提是有一个权威的政府。深圳净昌宁项目的成功经验证明，在经济转型期间，在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信息不对称的理由就足以建立权威政府。为什么几年前的类似整改收效甚微？我认为这并不是说政府没有决心，而是因为缺乏完善的机制政府秩序。净昌宁项目的真正目标不是肮脏、混乱本身，而是背后一些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人们逐渐意识到，基本的制度决策并不等于具体机制的形成。只有能够自动维持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预期功能的支持系统才能形成相应的机制。作为主要内容，除了拥有完整的支持系统外，还必须有促进系统运行的动力来源。显然，这个来源来自于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府行为的重点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只有这样，市委和市政府才不是一些人讨价还价的交易场所，也不是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仲裁员，而是一个指挥中心和绝对领导者。这种机制允许不同的创造性想法，但不允许政府命令，更不用说偷梁换柱了。责任到最后，只有政府命令止制度失控。只有有了这样的执政能力，才能有真正的权威政府。

（2）严防政府错位，坚持市场导向。

改革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深圳国有企业的改革。据报道，深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最近计划：从明年开始，深圳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战略重点将从退、退到优先、及时调整，扩大和加强八大产业集团（分布在能源、物流、港口、天然气、机场、公交车、地铁，见《深圳特区日报》2005年4月10日）。在我看来，在实施这一想法时，我们应该高度记住七年前成立六个100亿集团失败的痛苦教训。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方式。计划经济体系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其方式是计划和命令。市场经济体系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其方式是价格和市场。区分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有独立的决策权和价格配置。如果地方政府试图在所有控制国计民生的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特别是以资产重组和资本运营的名义取代看不见的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并进行全面的产业结构安排，这可能是角色的错位。政府的基本作用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什么净昌宁项目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因为它不仅是城市的清洁运动，而且是政府创造投资经济和文化的良好环境。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不在于各种操作技术方案的选择，而在于削弱系统中的垄断利益和特权地位。改革开放25年后，一些利用计划与市场摩擦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想回到保守的计划经济体系，因为它将失去金钱，但更不用说改革深化和创新的形成了，因为它将被剥夺特权。因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必须消除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干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取向，坚定不移地利用市场力量培育企业集团。

（3）加强社会科学队伍，落实百家争鸣。

改革和创新需要智力支持。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号召还是市委的决定，最终都应该落实到全社会的行动中。行动必须建立在高度共识之上。这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积累，还需要正确的理性思维。因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变化都可以称为改革。只有朝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才能称之为改革；从任何意义上说，开放国家都不能称之为开放；只有在抵制反文明污泥和浊水的同时，认真吸收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才能称之为开放，更不用说任何意义上的独特方式了。只有保持风格、接受国际惯例和普遍价值的新思维和新行动，才能称之为创新。例如，如果我们要求科学发展观，我们所说的速度最初是一种关于效益的速度（不仅是一种关于经济效益的速度）。我们所说的效益最初是关于速度的好处，它永远不可能是零增长，负增长的状态。因为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负增长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指标来反映深圳居民对社会发展水平的满意度，那么是否提出建设快乐深圳的口号，因为和谐的本是组织，是社会，本的好处是企业，是政府，本是指每个人。这一系列与《纽约时报》同步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科学家的推广。深圳社会科学研究团队的现状存在三种不适应：不适应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不适应中央、省委、市委对深圳的重要责任；不适应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规模和质量。虽然北京往往是战略性的，但往往缺乏其他地方学者的补救措施。因为我们的深圳既不能永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批发商，也不能永远是唯一的法律创新区。因此，只有以特殊的方式建立特殊的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深圳社会科学极其薄弱的局面。简而言之，为了加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必须消除构成决策所需的智力支持的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