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及相关因素｡方法:选取天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放射治疗科接受放射治疗的150例头颈部肿瘤患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创伤后成长量表(PIGI)､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HcIml希望量表(HHI)和癌症应对问卷(ccMQ)对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研究｡结果: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患者PIGI总分为(62.8±12.3)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已婚(p=O.37)､未接受同步放化疗(β=O.13)､放疗次数≥30次(β=O.13)､Heml希望水平高(β=O.45)､采取积极癌症应对方式(β=0.24)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结论:本研究提示,已婚､未接受同步放化疗､放疗次数≥30次､较高希望水平､积极癌症应对方式可能有助于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患者的创伤后成长｡

【关键词】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创伤后成长;疾病不确定感;希望;应对方式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ll,PTG)是指个体在与某种创伤性的事件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正性心理改变和成长[1-2]｡对于头颈部肿瘤(head and neck neoplasm)患者而言,放射治疗(radiomempy,RT)简称放疗,是其首选的常规治疗方案[3]｡接受放疗的患者不仅会出现生理方面的不适[4],还会产生心理等方面的不适[5],这对头颈部肿瘤患者是一种具有创伤性的经历,但创伤后成长的存在可以提高其正性心理改变与成长,降低负性心理体验,促进身心恢复[6]｡因此,研究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的创伤后成长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研究证实,接受放疗的患者会对疾病本身､治疗效果以及预后产生不确定感[7],患者的希望水平和应对方式对疾病的发展及预后有显著的影响[5,8]｡本研究旨在揭示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创伤后成长状况并探讨疾病不确定感､希望水平和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为临床护理人员更有针对性地为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4年3月一2015年5月在天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放疗科接受放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150 例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50份｡其中,男124例，女26例；年龄18-78岁，平均年龄(51．2±12.5)岁；未婚者8例，已婚者142例，家庭人均月收人<3000元96例，≥3000元54例。

    本研究获得天津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纳入标准:①经影像学和病理报告首次确诊为头颈部肿瘤患者;②接受放疗的患者;③年龄≥18周岁;④患者意识清楚,能正确阅读并填写问卷;⑤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次调查｡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患者;②有精神障碍或认知障碍;③卡氏功能状态(Kamofsky PeformlaIlce status scale,KPs) [9]｡评分<60分(评估患者的行为功其能状态,得分为0一100分,每10分为一级,0分表示死亡,60分表示生活能大部分自理但偶尔需要别人帮助,100分表示正常和无症状体征)｡

1.2  工具

1.2.1 自编一般隋况调查表析｡

    包括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岁､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元;疾病相关资料包括疾病类型､肿瘤临床分期､是否同步放化疗､放疗次数､有无慢性病､有无肿瘤家族史｡

1.2.2 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m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 [10]

    共21个条目,用于测量个体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心理的正性改变程度,包括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变化和欣赏生活5个维度｡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总分为0-105分,分值越高,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90,5个因子累积贡献率为67.9%,各条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载荷值均>0.4｡

1.2.3 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ishel Uncercainty in illness Scale,MUIS) [11]

    共33个条目,用来测量患者对疾病不确定感的程度,包括疾病的不明确性､治疗及护理的复杂性､与疾病相关的信息缺乏或不一致性和疾病预后的不可预测性4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总分为32—160分,分数越高,疾病不确定感程度越高｡该量表的cmnbach a0.70—0.90,内容效度为O．90。

1.2.4  Herth希望量表(Henll Hope Index,HHI) [12] 

    共12个条目,用于测量患者的希望水平,包括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采取积极的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3个维度｡采用1—4级评分,总分为12—48分,分数越高,患者希望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 a为0.90｡

1.2.5 癌症应对问卷(Canccer CopiIlg Modes Ques一tionnairer,ccMQ) [13]

    该问卷为针对癌症患者的应对方式问卷,用于反应癌症患者心理应对情况,共26个条目,包括面对､回避与压抑､屈服､幻想和发泄5个维度｡所有条目按l-4级正向计分,维度得分高者说明其经常采用此应对方式｡该问卷的cmnbach 0c为0.80,5个因子累积贡献率为75.9%,各条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载荷值均>0.4｡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l7.0统计包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对PTGI､MUIs､HHI､CGMQ得分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n或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MUIs､HHI､CCMQ得分与PTGI得分的相关关系;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相关因素,变量进入方程的水准为a=0.05,剔除水准为a=0.10｡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各量表得分情况

    患者的明PTGI总分为(28.0-98.O)分,均分为(62.8±12.3)分｡各维度条目均分为:个人力量(3.5±0.8)分,欣赏生活(3.3±0.7)分,精神变化(3.2±0.9)分,与他人关系(3.1±O.7)分,新的可能性(2.1±0.9)分｡

    患者的MUIs总分为(67.0-130.O)分,均分为(92.7±13.2)分｡各维度条目得分为:疾病的不明确性(41.2±8.1)分,与疾病相关的信息缺乏或不一致性(18.3±4.2)分,疾病预后的不可预测性(17.4±2.7)分,治疗及护理的复杂性(15.9±2.6)分｡

    患者的HHI总分为(27.0—48.0)分,均分为(36.9±4.4)分｡各维度条目得分为: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为(12.6±1.6)分,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为(12.2±1.8)分,采取积极的行动为(12｡l±1.5)分｡

    患者的CCMQ总分为(36.0—78.0)分,均分为(50.5±8.9)分｡各维度条目均分为:面对(2.6±0.4)分,屈服(1.9±0.5)分,回避与压抑(1.8±0.6)分,幻想(1.7±0.5)分,发泄(1.4±0.5)分｡

2.2 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元､疾病类型､同步放化疗情况及放疗次数患者的PTGI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已婚患者PTGI得分高于未婚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5000元的患者PTGI得分高于家庭人均月收入<5000元的患者;口腔癌患者PTGI得分高于非口腔癌患者;未接受同步放化疗患者PTGI得分高于同步放化疗患者;放疗次数≥30次的患者盯PTGI得分高于放疗次数<30次的患者｡

2.3 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疾病不确定感水平､Herth希望水平､癌症应对方式得分与创伤后成长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MUIs总分与PTGI总分呈负相关;HHI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PTGI总分均呈正相关;CCMQ总分与PTGI总分呈正相关(表2)｡

2.4 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创伤后成长相关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表3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创伤后成长相关因素的多重线将PTGI总分作为因变量,以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元､疾病类型､是否同步放化疗､放疗次数､MUIs总分､HHI总分和CCMQ总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自变量设置哑变量,其中以未婚､<1000元､鼻咽癌､<15次､同步放化疗为对照组,疾病不确定感､Herth希望水平和癌症应对方式以各量表总得分进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否同步放化疗､放疗次数､砌总分和CCMQ总分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创伤后成长60.0%的变异量(表3)｡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尽管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会出现负性心理体验,但与疾病的抗争过程也能给患者带来正性心理成长,其创伤后成长均分为(62.8±12.3)分,处于中等水平,与同类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针对肿瘤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本研究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西方国家(均分49.6) [14-15],却低于其他亚洲国家(均分69.0) [16-17]｡这可能与种族相关联的文化因素､研究对象或创伤事件程度不同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否同步放化疗､放疗次数是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的影响因素｡已婚患者创伤后成长得分高于未婚患者,与HO等[8]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已婚患者比未婚患者更能体现正性心理改变,这可能与配偶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支持､照顾有关[15];但本研究中未婚患者比例较小,检验结果存在局限性｡同步放化疗患者创伤后成长得分低于单纯放疗患者,由于放射线和化疗药物在抑制癌细胞的同时,正常细胞也会遭到破坏,导致机体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4],使其舒适度低于单纯放疗者[18],更易出现负性心理改变;放疗次数≥30次的患者创伤后成长总分高于放疗次数<15次的患者,这可能与治疗效果以及患者逐渐对疾病的正确认识有关｡因此,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该提供更多与疾病相关的健康教育,更加关注患者治疗期间的身心健康,同时鼓励患者与配偶融入治疗与护理过程中,帮助患者改变负性心理｡

    结果显示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希望水平为中高等,说明患者尽管在治疗中饱受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但大多数患者仍对疾病的治疗及预后存在希望,这与赵海平[12]､Herth[19]的研究结果一致｡Herth希望水平标化回归系数为O.45,说明患者的PTG水平随着总体希望水平增加而增加｡研究指出[20],当患者希望水平较高时,内心充满了对生存的渴望,表现出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并采取积极的行动配合治疗,克服疾病带来的不良身心症状,改善负性心理体验,提高其生活质量,最终促成了创伤后成长｡肿瘤患者面对疾病威胁时,常出现焦虑､抑郁､恐惧､无助､担忧等负性情绪,因此,护理人员应针对患者出现的负性情绪给予及时疏导,排解不良情绪,同时,指导家属给予患者更多的关怀与照顾,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达到提高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目的｡

    本次调查中,分析结果显示,癌症应对方式标化回归系数为0.24,其中“面对”这一应对方式,与创伤后成长呈显著正相关,是患者创伤后成长的重要相关因素,而“屈服”与其呈负相关,说明“屈服”是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的危险因素,这与刘钰等[20]RajaNdram等[21]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积极有效的面对疾病及治疗带来的不良影响,更容易帮助患者减轻负性情绪而产生正向的心理成长,而屈服则阻碍了这种心理成长｡因此,护理人员应正确评估患者的应对方式,适时进行健康教育,指导患者正确面对疾病,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与护理,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避免“屈服”的应对方式,提高其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其成长水平与婚姻状况､是否同步放化疗､放疗次数､希望水平以及癌症应对方式有关｡因此,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加强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同时,应定期正确评估癌症患者的应对方式,加强对患者的正面引导,鼓励患者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带来的负性体验,以更好地促进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本研究样本量较少且仅为单中心研究,样本代表性局限;另外,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动态地描述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扩大样本量,开展多中心研究;采用纵向研究,以便更好地揭示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变化及相关因素,为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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