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焦虑､争议甚至质疑｡由于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围绕翻译什么､如何翻译以及如何才算“走出去”等问题与困惑,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因而也存在某些绝对或片面的观念｡对此,本文提出应立足于翻译的历史价值观,从翻译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标出发,充分关注文学译介的阶段性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进而以历史的､发展的､开放的目光,切实从平等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考察翻译活动,推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
【关键词】中国文学译介;功利主义;历史观;翻译;中国文化
翻译旨在打破文化隔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与融合,是涉及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双向交流活动,因此,在文化､社会､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译入翻译和译出翻译必然在共性的基础上存在一定(甚至显著)的差异性｡以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研究层面,翻译界主要把目光投向“外译中”,对翻译的探讨也往往基于对我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的考察与反思,相比之下,对“中译外”的关注､实践和思考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被视为最好的文化传播与推广方式之一的文学对外译介受到各方的热切期待与普遍关注｡翻译路径､形式和目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生的根本变化促使译学界对于涉及中国文学译介和传播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探讨与思考,而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出海”不畅的事实更引发了文化界､文学界､译学界和媒体对翻译方法､译介模式和翻译接受等翻译根本性问题的种种疑问､质疑甚至争议｡鉴于此,如何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出发,从平等文化交流这一根本目标出发,积极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需要译学界在翻译历史观的关照下,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对当前文学对外译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困惑加以理性的探讨｡
一､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与困惑
我们知道,在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关心文化建设的各界人士,对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都寄予很高的期望,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就政府层面而言,我国政府对文学的对外译介一直积极推进并大力扶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通过“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向世界系统推介中华文化经典,近些年来更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等诸多文学对外译介扶持项目,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支持力度也不可谓不大｡然而,尽管随着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以及麦家的《解密》､姜戎的《狼图腾》等作品在海外热销,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有了一定提高,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处境堪忧却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受到了翻译界､文化界乃至整个学界的共同关注,也引发了各界的普遍焦虑｡作为文学和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翻译在种种关注与焦虑之下面临诸多的问题与困惑｡
第一,究竟应该翻译什么?无论就“译入”翻译还是“译出”翻译而言,相对于“如何翻译”,更为首要的问题是“翻译什么”｡“择当译之本”不仅关系到翻译成果在异域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更决定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内涵与实质｡也就是说,代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文学?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各国在文学译介与传播的进程中都首先将本民族最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介绍出去,我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首先依托的也是“大中华文库”这样向世界系统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的重大出版工程｡但目前各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颇有争议,既有文化工作者从新媒体时代“如何定义‘什么值得翻译’”的角度提出质疑:“传统对外译介的扶持目标,常常集中于成套的经典､长篇小说､大部头的作品,仿佛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级经典‘送出去､供起来’就是文化译介的最佳出路”(蒋好书,2014),也有汉学家以瑞典通俗作家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成功走出去为例,对严肃文学在文学译介中的地位发出责问:“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葛浩文,2014)到底是被认为面向“小众”､似有曲高和寡之嫌的严肃文学､经典文学,还是更“好看”因而受众面更广的通俗文学更应该“走出去”,这俨然成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一个两难的选择｡
第二,究竟应该如何翻译?自从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在学界引发广泛的关注以来,翻译方法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各方热议和争论的焦点话题｡部分学者和媒体推崇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的翻译方法,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视为译介中国文学唯一可行的翻译策略,明确提出“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进而据此对以忠实性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质疑,甚至将之视为“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樊丽萍,2013)｡但同时,文学界和评论界对此却多有不同的声音,文学评论家李建军不仅指出“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李建军,2014),甚至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问题深表忧虑,认为包括诺奖评委们在内的国外读者阅读到的实际上是“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李建军,2013),而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作家高尔泰则因无法接受葛浩文对其作品的删改,最终“不识抬举”地坚决拒绝了葛浩文的译本,在他看来,葛浩文对原著的处理中,“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等于阉割”(高尔泰,2014:92—93)｡对于葛浩文式“连译带改”的翻译,高尔泰直言,受到文化的过滤,“被伤害的不仅是文字,还有人的尊严与自由”(高尔泰,2014:89—90)｡可见,如何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到底是忠实于原著还是连译带改,这是目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存在着诸多疑问和争议,亟待各界的探讨､澄清与回答｡
第三,究竟如何才算“走出去”?毋庸置疑,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文学对外译介中,对“当译之本”的选择和对翻译方法的选择仍然是翻译界首先必须面对的｡翻译不会发生在真空当中,同样,选择也必然意味着立场与态度,也就是说,“翻译什么”与“如何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对翻译价值目标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双重之问实际上指涉着另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学究竟如何才算“走出去”?尽管目前恐怕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和判断是否“走出去”,但走不出去的事实却似乎比比皆是,有学者慨叹,“无论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还是杨宪益主持的‘熊猫丛书’以及目前仍然在热闹地进行着的《大中华文库》的编辑､翻译､出版,这些‘合格’的译文除了极小部分外,却并没有促成我们的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谢天振,2014:5)｡如此,即便有优秀翻译家的准确翻译,即便是着力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出版工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境遇和效果依然远远不容乐观,《中国文学》“国外读者越来越少,最终于2000年停刊”,《熊猫丛书》“最后也难以为继,而于2000年黯然收场”,《大中华文库》“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谢天振,2014:2)｡不难看出,这些观点意欲表明的是,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与否就根本而言取决于读者的接受,只有得到了读者的广泛接受,这样的译介才是成功而有意义的｡读者接受对于文学译介的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样有学者明确指出,“评价一部书或一套书,尤其是评价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出版物,仅仅以当下的市场销售与读者接受情况来衡量便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许多､许钧,2015:13)｡同样值得商榷的还有:仅出于对当下读者接受效应的考虑便对严肃文学和经典文学的译介提出质疑,对以忠实性为原则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观念多有诟病,并由此对中国政府主导下的主动译出模式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究竟如何评定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如何看待文学译介中的读者接受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学“走出去”的目标与意义等问题,需要学界尤其是翻译界进行全面的审视｡
二､功利主义的翻译与文学译介的阶段性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翻译观念､翻译选择和翻译接受的问题一直是文学译介与传播中的根本性问题,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这些问题更引发了一系列困惑与争议,甚至评论界有观点认为,阅读经过翻译产生的“象征性文本”,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误读｡另有学者直言,“当代中国文化界普遍被一种‘被翻译焦虑’裹挟”,并且,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焦虑的存在,“使得葛浩文关于‘翻译可以只考虑海外受众而不必重视原文’的论调成为翻译界的主流”(邵岭,2014)｡无论是翻译的困惑,还是“被翻译焦虑”,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文学译介中的观念和心态有关｡从以上涉及翻译什么､如何翻译以及中国文学究竟如何才算“走出去”的诸多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走出去”的热切期待与迫切愿望下,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概括来看,这种心态往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希望中国文学一经翻译便马上被接受｡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终于得到诺奖的肯定,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逐渐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为之欢欣鼓舞｡然而,当悠久的“外译中”历史让我们今天对外国文学作品普遍充满热情时,我们能否一厢情愿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境遇也同样美好?有媒体指出,“当代文学难掀海外图书市场波澜,少数作品走红未能形成规模效应”(肖家鑫､巩育华､李昌禹,2014),这可以说就是目前中国对外译介与传播现状的写照｡面对如此的现实,在所谓的“后诺奖时代”,各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期待和热情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某种“强势认同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创作的焦虑､对翻译的焦虑､对出版与传播的焦虑,等等｡于是,有人提出,中国作家应该按照“国际公认的文学标准”也就是西方小说的标准来写作,也有人质疑,“译者被急于得到翻译的中国文坛‘宠坏’”,甚至“‘被翻译焦虑’裹挟之下的当代文学创作,没有产生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邵岭,2014)｡
实际上,文学翻译与文化传播是一种双向交流,而中西方在文化交流上存在显著的“时间差”,西方国家不仅对中国文化十分陌生,“更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的读者”(谢天振,2013)｡同样,翻译活动的基本事实在于,翻译涉及的不仅是语言和文本,还要受到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接受环境､集体规范､意识形态､读者期待等,各国对异域文学和文化的认可程度和接受情况也必然存在差异｡或许,正如麦家所预言,“今天我们是怎么迷恋他们,明天他们就会怎么迷恋我们”(张稚丹,2014)｡无论如何,中国文学在异域的接受前景值得期待,但从今天的遥远､陌生到明天的青睐甚至迷恋需要时间和等待,译介与传播活动的基本事实､客观规律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地位都告诉我们,一蹴而就的接受并不现实｡
2)仅以当下的读者接受为考量｡“没有读者的翻译是无效的交流”(高琪,2014),这是学界对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一个普遍观点｡诚然,对任何一部作品而言,如果没有读者的广泛接受,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传播,其译介和出版的价值也无从体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译介与传播的途径多种多样,对文学译介与传播效果的考察也包含不同的层次和内容,除了读者的青睐和市场销量,国外获奖情况､图书馆馆藏量､海外汉学研究等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况且,仅就读者而言,也有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分,阅读目的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而普通读者也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因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和阅读期待的不同而可能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难以一概而论｡作为美国译者,葛浩文可以旗帜鲜明地坚持“为读者翻译”,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考虑美国和西方的立场”(李雪涛,2011),甚至“所考虑的没有离开西方‘市场’二字”(姜玉琴､乔国强,2014),然而,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倘若仅仅以当下的读者接受为考量,并据此在翻译活动面临的种种选择中进行取舍,对经典文学在文学译介中的地位､对政府主导的传播模式､对翻译求“真”的本质追求提出质疑,甚至让市场销量和畅销书排行榜成为衡量､评价中国文学是否“走出去”的唯一标准,这显然值得商榷｡不同文化的相遇必然经历碰撞和冲突,才能逐渐走向理解､认同与融合,更何况是中西这样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无论其间的过程多么漫长,一味的迎合与被动适应可能并非明智的选择｡
3)为“走出去”而“走出去”｡我们看到,在各界关于“中译外”翻译方法的讨论和争议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被与诸如“象征性文本”､“影子”､“包装”､“欺骗”等颇具负面色彩的用语关联在一起,与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误读和曲解联系在一起｡试想,如果关心的只是中国文学是否“走出去”,而不问“走出去”的究竟是什么,如果关心的只是中国文学是否被接受,却不问被接受的是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那么,这样的“走出去”到底还值不值得期待?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承载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战略意义,而“思想文化的传播恰恰是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最薄弱的环节”(王彦,20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1995年以后,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分列于世界文化贸易的前5位｡中国出口的文化商品50%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设备器材,是‘世界文化硬件出口第二大国’｡但在‘文化软件’的出口上,远远落后于五强的平均水准”(王彦,2014)｡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国戏曲､中国功夫等传统文化在国外颇受青睐,但中国文化经典在西方遭到误读甚至歪曲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因此,无论对译介内容的选择,还是对翻译方法的运用,都应基于把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介绍给世界这个根本目标｡为了更好看､更易于接受的目的而对原著进行文化过滤,淡化甚至抹平中国文学在修辞与文化上的异质性,或者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使严肃文学和经典文学让位于通俗文学,这样的翻译即使走出去,也无法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深层次交流,也就难以承担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
针对目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涉及翻译的种种问题与困惑,如何警惕翻译观念与翻译行为的功利主义倾向,真正以平等的双向文化交流为目标,是译学界和文化界应充分予以重视并深入加以思考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翻译远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翻译活动涉及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文本内外､翻译内外的诸多要素,而这些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无一例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梅肖尼克提出“翻译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时,他意欲强调的正是“时代可能性”对于翻译活动的制约(Meschonnic,1973:321)｡同时,正如梅肖尼克所言,“每一种语言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性,不可能与其他语言文化具有完全对应的同时代性”(Meschonnic,1973:310),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翻译在两种语言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深刻的历史性,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提出翻译的三个阶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翻译方法:第一阶段,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外来事物,译者力图让外国作品中的异域色彩自然融化在译语中;第二阶段,译者按照译语文化规范进行改编性翻译,不仅注重语言层面的归化,更力求思想､内容､观念层面的归化;第三阶段,译者通过逐句直译,追求译作与原作完全一致､真正取代原作(谭载喜,2004:105-106)｡贝尔曼也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文学移植”有其不同的阶段和形式:异域文学作品首先有一个被发现､被本土读者关注的过程,此时它还没有被翻译,但文学移植已经开始;接着,如果它与本土文学规范之间的冲突过于激烈,它很可能以“改写”的形式出现;随后,便会产生一种引导性的介绍,主要用于对这部作品所进行的研究;然后,就是以文学本身为目的､通常不太完善的部分翻译;最终必定出现多种重译,并迎来真正的､经典的翻译(Berman,1995:56-57)｡
可见,对异域文化的接受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的过程,翻译的形式､方法与目标等也不可能是单一绝对或静止不变的｡这是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中应得到充分关注的基本事实｡就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特定语境而言,这一基本事实提醒我们至少应在以下两个层面明确认识并展开思考:一､汉语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非主流语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中华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传播与接受必然遭遇困难和波折,远非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和实现的｡二､无论哪个时代､何种语境下的“现阶段”都是随着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任何阶段性的翻译观念和方法不应遮蔽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本质目标与根本追求｡
三､翻译历史观观照下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
翻译具有历史性,认识和理解翻译也应树立明确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对此,许钧曾有深入的思考,提出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观在于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充分认识翻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作的实际贡献;其次,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可能性(许钧,2014:273)｡从翻译历史观出发,针对目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现状及其中凸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要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的“现阶段”有清醒的意识,用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目光来看待并应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困惑与问题,另一方面应以辩证的目光更加理性地看待文学译介和传播中的阶段性方法､模式与翻译的根本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到,要实现双向的､平等的因而也才能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翻译空间仍亟待有效地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性､发展性和开放性应是我们在推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立场与态度｡
1)历史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但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文化的输出与异域文化的输入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中国对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接受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相反,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的译介,无论在时间上､数量上还是效果上都相差甚远,据媒体统计,“目前作品被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有150多位,只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1.3%｡中国每年出版的引进版外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却十分巨大｡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左右,而在3%的份额中,中国当代小说更是微乎其微”(刘莎莎,2012)｡虽然近年来长期存在的出版物版权贸易逆差已逐步缩小,但“相对于庞大的全球图书市场,我国出版业的海外市场容量还极为有限”(王化冰,2011)｡蓝诗玲对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窘迫和受关注度微乎其微的现状曾有多次描述:“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白烨,2014);“你若到剑桥这个大学城浏览其最好的学术书店,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古今(跨度2000年)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而已,其长度不足一米”(蓝诗玲,2010)｡这些数据多次被媒体和学界引用,也确实很能说明问题｡“现代中国文学取得主流认可的步伐依旧艰难”(蓝诗玲,2010),这不仅是这位英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忧虑,更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必须正视和积极应对的现实｡
中西方文化接受上的严重不平衡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当中国读者易于也乐于接受异域文学,并对阅读原汁原味的翻译作品有所追求甚至有所要求时,西方国家无论在整体接受环境还是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态上,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和熟悉程度可以说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从而让他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态度从陌生､排斥到了解､接纳乃至喜爱,就成为译者在选择翻译方法与策略时必然要考虑和重视的问题｡因此,在对翻译之“真”的追求与加强作品可读性的具体目标之间,在对作品中文化异质性的保留与尽量消除文化隔阂的实际需要之间,就需要某种程度的权衡或妥协｡也就是说,译者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情趣与阅读习惯,在翻译中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一方面删除原著里不易为读者接受并可能会造成接受障碍之处,另一方面加强原著中易于被读者认同甚至赞赏的部分,从而力图使译作被最广泛的读者群所接受､所喜爱,并非不可接受之举｡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许钧所明确指出的:“在目前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译者在翻译中有必要对原著进行适当调整,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许钧,2014)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目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存在的删节､改译等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翻译忠实性原则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学界应充分考虑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差异性与阶段性,进而以历史的目光对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加以理性的看待｡
2)发展性
两种语言文化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对应的同时代性”,同样,从翻译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某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译入”翻译与“译出”翻译在其生产､传播与接受等诸多层面也必定呈现出差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的普通读者,其接受水平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谢天振,2014:9)｡因此,在目前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出于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对接受语境和读者的考虑而采取的删节､改译等翻译方法应被视为合理且必要的｡而另一方面,翻译活动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这就意味着任何历史语境以及阶段性的模式和特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所有历史的都必然是发展的,都将随着语言､文化､社会等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因素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林纾的翻译以及他采用的删节､改译等“意译”翻译方法尽管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书写了灿烂的一页,但也随着历史的变迁､随着中国对西方文化了解和接受程度的日益提高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目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促使中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世界对中国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多,中国各个领域前所未有地全方位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周明伟,2014),以推动跨文化交流为根本目标的翻译也因而承担着更为重要而迫切的责任｡应该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这不仅是我国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实际上也正符合了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不少作家都对此有深切体会,麦家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达了这样的感受:“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心不断积累,渴望了解中国｡正是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和缺乏了解之间的反差,让当地媒体蜂拥而来,他们不仅仅关注我的作品,更是十分希望通过我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肖家鑫,2014)《2013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格局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4年-2013年,这10年间,图书版权引进增长了6585种,输出增长了5991种,引进和输出比例由2004年的7.6∶1,缩小到2013年的2.3∶1,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呈逐年缩小的趋势”(张洪波,2014)｡不难看出,我国“译入”与“译出”之间的逆差近年来逐步缩小,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西文化关系正在历史发展和时代演变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元､影响力日益提高,中西文化交流的差距和障碍将逐渐缩减,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程度也会有明显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一切都在可以合理想象和预见的范围内｡在这个意义上,用历史的､发展的目光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任何为“现阶段”需要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既不能被绝对化,也不能被模式化,更不应被视为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说,无论翻译什么,还是如何翻译,都体现出一种历史的选择,对于目前在学界引起困惑和争议的删节､改译等不尽忠实的翻译方法,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地认识到,这样的翻译方法只是在目前中西文化交流明显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了促进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而采取的一种选择､一种“权宜之计”｡可见,“将目前获得成功和认可的翻译方法视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唯一正确的方法､唯一可行的模式,这同样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刘云虹､许钧,2014:16)｡原汁原味的翻译不仅是翻译求“真”的本质诉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想见,当世界对中国､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接受达到较高水平时,异域读者必然不满足于“改头换面”式的翻译,进而“会对翻译的忠实性和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毕竟原汁原味的译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文学的魅力”(刘云虹､许钧,2014:16)｡
3)开放性
翻译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过程,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都以通过解决翻译中遭遇的各种矛盾来实现翻译价值为目标｡因此,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时,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诉求?我们知道,翻译不仅具有历史性,也有深刻的文化属性,是一种文化建构,翻译不仅深深地作用于文学史的书写,更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史､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史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诉求,也不是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种文学类别的诉求,更不是一时一事､不计长远的“权宜”或“迎合”,而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异域的他者文化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诉求｡当我们真正立足于这样的目标来探讨文学译介活动时,如何促进中国文化更真实､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向他者开放､向异质文化开放,这理应成为我们考察翻译､推进翻译事业的基本出发点｡目前,当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当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影响力时,显然更迫切需要将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置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相知相融､共同发展这个开放的视野下来考察｡这既是翻译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我们这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所要求的｡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尤其在目前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明显不平衡性的背景下,推进中国文化的对外开放､交流与传播,必须坚持文化自觉,也就是说,“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费孝通,2013:83)｡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首先要构建一种中华文化价值观,有意识地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进行梳理,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最本质､最优秀､最核心的文化价值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进而有选择地将最能代表这样一种核心价值的文学作品翻译､推介到异域文化中｡只有形成了明确､有力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文学译介才能有助于避免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遭受误读甚至曲解,有助于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也只有形成了明确､有力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文学译介才能真正从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否则,即便得到广泛的接受,翻译所制造的似乎也只能是一堆缺少自身独立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的“产品”｡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不仅要具有文化自觉的意识,更应体现出国家､民族在文化交流层面的一种自主的立场与选择｡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中,各界对政府主导下的主动译出模式一直存有争议,认为一厢情愿的“送出去”不符合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基本规律,与国外读者的需求与期待也相距甚远,所产生的效果自然不好｡对此,我们同样需要用开放的目光,将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置于中国文化走向异域､融入世界并与其他文化一起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下来看待｡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从封闭走向开放,主动地以开放的心态与异质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进而在自我和他者的碰撞与融合中理解自身､丰富自身,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正是翻译的历史价值和创造精神的体现｡就目前各国向世界推广本国文化的做法而言,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都在以政府主导下的各种模式来推进本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例如,法国在华设立的资助翻译出版的“傅雷计划”､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都是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学译介的推广平台;又如,日本文化厅从2002年就开始实施一个名为“现代日本文学翻译与普及事业”的文学译介推广项目,到目前为止,已选定翻译出版包括夏目漱石等名家的经典作品在内的123种优秀现当代文学作品(戴铮,2010);再如,韩国政府在文化体育观光部下设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和文学翻译院,两家机构共同实施韩国文学与出版产业“走出去”战略｡可见,政府在文学对外译介中发挥支持和导向作用,这应该说是各国在推进文学､文化“走出去”进程中一个比较普遍的做法｡就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而言,在西方文化长期强势存在的历史语境下,为避免中国文化遭受标签式或猎奇性的误读与曲解,在构建中华文化价值观基础上,以鲜明的立场和自主的选择对文学译介加以引导和示范,这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因此,对于政府主导下的主动译出模式,不能局限于当下的读者接受来评判,而应将其置于文化双向交流的长期目标和宏观视野下来认识｡
四､结语
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消除隔膜､相互沟通的必经之路,跨文化交流既是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目标与价值所在｡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载体,肩负着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正如莫言所说,“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刘莎莎,2012)｡然而,文学译介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不必然或直接意味着我们对于翻译活动的认识与理解被真正置于多元文化交流的关照和视野下｡在目前看来,如何充分关注文学译介的阶段性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克服文学译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进而切实从跨文化交流这一翻译的本质属性与根本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仍然亟待翻译界和学界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当前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一方面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多困惑和争议的情况下,任何绝对化或功利性的观念都无益于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深层次意义上来推进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为此,我们更需要立足翻译的历史价值观,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开放的目光,为建立开放而多元的翻译空间､为实现不同文化间平等而长远的交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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