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社会是一种集体性想象的建构,建构性的存在也有其内在秩序,它可以得以理解甚至予以实证意义的说明,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获得自身合法性的理据所在｡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又参与了这种想象性的社会建构,如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它不仅代表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立场,而且也是一种关于全球社会的想象建构物｡正是这种对现实的虚构,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今世界的文化反弹现象｡
【关键词】人类社会 社会科学 想象 文化反弹
2016年度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或许莫过于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选举结果不仅让美国大多民众瞠目结舌,让全球各领域的精英阶层莫名诧异,甚至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混乱｡哈里斯(Uri Harris)认为:在民意调查､媒介权威以及政界局内人都一面倒地认定希拉里必定会胜出的气氛中,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英国脱欧事件意味着主流社会科学的失败,失败的根由在于社会科学家一味地把信念凌驾于对人的社会行为科学探究之上｡[1]特朗普当选究竟背后有着什么更为深层和复杂的缘由,这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本文由此事件而触发的兴趣点在于:第一,作为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是否存在因为自身信念而误判现实的现象?第二,作为研究对象的行动者,在当下语境中其社会行为究竟是否可以被“科学地”理解与解释?如果可理解,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可预测性?
一、社会世界的想象与虚构
赫拉利(Yuval Harari)在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而风靡全球的《人类简史》中,以极为直白､诙谐的风格提到:距今7万到3万年前,如今我们人类的祖先——智入之所以能够取代体魄远胜于智人的安尼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直立人等人种,或许原因就在于某个基因的突变而让智人拥有了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语言天赋,从而开启了人类的认知革命｡以此为开端,语言不仅让人类可以在彼此之间传达真实存在物的信息,而且还可以作为特殊性的交流工具来虚构现实——即从未看过､触到和听到的事物｡这种类似讲故事的虚构,不仅让人类具有了其他物种所难以企及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唤起集体性的共同想象｡[2]共同想象尽管为虚构,但是它对人类随后的文明演进却具有定海神针的功能｡因为有共同认可的叙事,人类便有了神话､宗教､习俗和道德等｡除了通过口授心传,人类还发明了记号与文字,从而以记录的方式让自己超越生理本能与大脑记忆的局限,将这些虚构的故事与非虚构的事件世代相传､相沿成习,不时地以人类所特有的仪式或礼仪来加以强化,进而成为文化或文明｡道金斯(Rich.ard Darkins)在其颇有争议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指出,除了语言,包括时装､饮食习惯､仪式和风俗､艺术和建筑､工程和技术等,所有这些人类所独有的人造物,之所以能够在漫长历史中得以存续,并不断得到渐进性演化和突破性发展,与人类生理性遗传进化无关,而在于我们拥有超越个体或特定时代人群的文化,文化的遗传依靠的是“觅母(meme)”[3]。觅母不是基因却胜似基因,甚至比生理性基因功能更为强大｡
承载觅母的文化不仅赋予人类代际间交替的稳定性,更赋予人与人所组合的部落､城邦､国家以持续稳定的基本秩序,这种秩序化的存在即为社会｡因此,就发生学意义而言,归根结底,人类社会是由人这个特殊物种所建构起来的｡相对于客观的自然世界(尽管由于人的介入与扰乱也难免有了人造自然的特征),即使社会为一种实在,它也是一种人类通过想象与体认建构起来的存在｡当想象与虚构的故事被共同言说,逐渐渗透到人的精神､思想和心灵深处,并成为人类日常行动与实践的潜意识或显意识,社会也就逐渐生成了它的内在结构与秩序｡在迪尔凯姆看来,导致这种秩序的团队信仰､倾向与习俗等,就是他理解的“客观”社会事实,因为它是集体的,所以它也是普遍性的｡[4]至于时时出现的反常行为,如代表失范的自杀率上升等现象,恰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证检验的角度,证实某种秩序的客观存在｡故而,他甚至认为,包括正常与病态等一切社会现象“也同生物学现象一样,可以在保持其本质的条件下因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态”[5]｡在此,他所谓的“本质”就是集体意识与秩序,是超越于个人的存在｡
不过,据此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迪尔凯姆否定社会历史与现实在本体意义上的建构性,因而认为他持有把社会等同于自然世界的偏执｡对于社会实在,迪尔凯姆既反对霍布斯､卢梭等视之为“一种人造物”､如“一部完全由人的双手制作的机器”的立场,也不接纳斯宾塞的“社会是自然物”､即把它等同于自然世界或为其衍生物的观点,而强调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自然集体存在”｡其特殊就在于它是人类通过宗教､习俗､道德和法律等所建构的存在,一旦有了这种存在,它就形成一种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就是让个人自觉或不自觉服从的约束或秩序｡[6]在此,我们不妨可以这样理解,社会实在固然具有不同于客观自然世界的建构性,但建构性的实在却存在一种虽有异于､却多多少少类似于自然世界的秩序(它绝非如自然法所认为的先验性,而是后验的且被教化或驯化而来的)｡正因为不同时期特定人群与社会存在这种不同形态表现､类似于自然的秩序,社会才可以得以理解或解释｡
正如安德森(B.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现代民族其实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在统一性的宗教神圣祛魅之后,人们通过共同的语言､印刷品的阅读､共同生活阅历与经验而建构起来的｡[7]其实,何止民族,即使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与此类同｡因为地理以及语言等因素导致的区隔,不同区域的人类基于各自共同想象结成共同体,也由此把他者想象为异邦｡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模式即反映了这种人类世界内部所存在的横向与共时性疏离格局｡越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特定社会越呈现为相对稳定的原生态｡
区隔虽然可能妨碍不同共同体问的沟通与理解,但身处特定共同体内部的人们却共享着一种日用而不知和习焉不察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可能源于一种集体认知,更可能来自对一种域内共同生活与交往中的体认｡故而,在人类学田野研究中,外来的研究者往往被要求以一种文化主位的视角,来诠释与领悟有别于其自身社会与传统的秩序及其背后的复杂关联｡不过,区隔虽然导致了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但在特定共同体内部,迪尔凯姆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恐怕依旧是我们把握其社会秩序的机窍所在｡在现实当中,人们往往认为:在理解意义上的诠释与说明意义上的解释之间存在一种并行不悖或者对立关系,实际上一旦突破了本体论上僵硬立场,在不否认社会为一种集体建构性存在的同时,又承认建构性的存在为超越个体的约束或力量,诠释与解释就带有互补性｡甚至不同共同体间事实性的差异,恰恰可能需要通过诠释才能得到说明｡一些传统的典范研究如迪尔凯姆关于不同欧洲宗教社区的自杀率研究,默顿､马克斯•韦伯关于清教徒对科学偏好的研究,正是通过数据表现上的差异才启发了他们以特定社区的信仰与伦理来诠释并推断差异背后的因果关联｡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不同国家的结婚率､生育率､离婚率､教育中国际性的PISA成绩差异､学生辍学率,政治领域的参与度与投票率等,对于这些看似客观的数据,无论是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选择理论还是文化差异论做单向度的解释与诠释,可能都难免存在偏颇｡因为人类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所消解和冲淡的恰恰是智人——他们共同祖先身躯中共有的生物本能和自然人属性,所谓人以群分的内在机制是文化而非生物性的,判断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究竟合逻辑还是非逻辑,唯有纳人特定共同体内部人的视角才可能得以理解｡正如温奇(P.winch)所认为的:人类行为的逻辑与非逻辑不在于它是科学(理性)还是宗教(价值)的,而在于它是否符合特定背景或语境中的规则,符合规则才有意义｡[8]特定语境中的规则既可以是理解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也可以表现为事实说明意义上的大数定律｡换言之,如果我们不持有超越语境获取自然科学般普适性解释的偏执与狂热,如果不是依赖和倚重作为客体的研究者自我臆断,而是尊重域外各民族､国家自我想象所虚构的历史与文化传统,那么无论是理解还是说明都具有其合理性｡解释与理解的合理性是社会科学获得合法性的根基,也是社会科学从业者安身立命之本与获得信心与信念的源泉｡
二、全球化秩序建构与幻象破灭
至少迄至公元1500年,在尚未充分认识到了解自然世界的秘钥——科学的意义之前,人类主要以想象虚构自己膜拜的对象并将之神秘化,并通过对神权､皇权或者族权赋予天然的合法性来缔造和维持社会秩序｡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斯宾塞的军事社会､滕尼斯的社区､孔德的神学与玄学阶段等,都大致反映了这种带有集体强制､节奏缓慢､秩序却也相对井然的社会特征｡然而,17世纪后迅速崛起的科学不仅揭开了宗教虔信主义的面纱,让人类对自身理性信心倍增,而且它与技术的结合给人类带来无限功用｡由此开始,人类迅速步人了一个由科学主导､人类至上和以财富追逐与快速集聚为特征的时代｡在传统宗教､习俗与伦理逐渐式微的现代社会,如赫拉利认为:尽管科学取代了宗教,“科学几乎成了类似宗教的信仰”,但是,要让传统的以故事虚构和共同想象来维系的社会得以持续,依旧需要的是非科学的“绝对真理”,即自由或世俗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人类特殊价值与权利｡[9]
自18世纪以来,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纷纷粉墨登场,无论左与右､激进与保守,所有思潮缠绕的无非是自由､平等､公正与民主等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在确认了自身的力量和作为个体的权利同时,人类又围绕这些价值不乏理性､更富于想象力地虚构了一个新的社会图景｡与传统想象建构的局部性和疆域受限性不同,新的宏大叙事借由军事的征服､资本的流动以及精英对全球化美妙幻象的憧憬而在全球铺陈开来,想象的共同体与异邦之间的集体认同和身份辨识,在愈加频繁的资本与文化跨境流动中虽然没有消解却日渐模糊｡当今世界高度发达便捷的信息网络技术配合人类的想象,更是将全球虚构为一个微缩的村落景观｡在这一轮可称得上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浪潮中,占尽先机与优势的西方世界,一方面通过建构一个全球性治理结构框架与贸易规则以让资本自由流动,因而不断加剧了全球性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知识与文化精英持守“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如对多样化生活方式､宗教和文化的尊重､多元文化主义､国际合作､民主治理､对基本人权与自由的保护,为全球伦理与秩序钩织出一幅斑斓多姿的图景｡
然而,这幅来自于精英群体集体想象的图景在当前正面临一波三折的困境,它不仅催生了遍布世界的极端原教旨主义及其所引发的恐怖主义,而且在西方发达世界内部也引发了自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裂变｡英国脱欧､欧盟各国极右翼势力兴起､几乎不为各方精英看好的特朗普的成功当选便是明证｡美国政治学家英格哈特(Ronald F.Inglehart)等人,通过对欧美大量的调查数据分析后认为:引发欧美国家内部裂变的根本原因固然有经济平等的因素,但更在于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机制｡研究证据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基于进步主义价值理念发起了一系列诸如环境保护､同性婚烟和性别平等运动,推动了相关社会政策变革,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确立了“政治正确”的原则｡由于来自众多落后国家的大量移民不仅继续坚守自身的生活方式与传统而难以融人主流社会,而且为欧美国家带来众多社会秩序与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都让欧美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年长者特别是白人群体感到从未有过的威胁,“政治正确”甚至让他们感到自己正被所在的国家边缘化｡[10]
全球化盛景中的文化反弹现象,在根本上反映了西方世界中各种社会与知识精英(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全球性想象虚构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传统想象､西方国家内部精英与草根的现代甚至后现代与传统想象之间的疏离乃至对峙｡这种格局也意味着:至少在当下,全球化的虚构远未构成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想象,更遑论已经生成为一种带有自然力量的全球秩序｡哈里斯认为:当今主流社会科学的失败根由就在于:作为精英阶层的社会科学家,把世界主义伦理与“政治正确”的信念视为绝对真理｡这种潜在的意识形态,扭曲了社会研究本应该秉持的科学与价值中立原则｡在他看来,真实的情形是:在如今大多西方国家外来人口迅速膨胀,他们中的第一､二代移民更趋于保守与宗教色彩,不仅难以融人所在社会的主流文化,更遑论所谓的世界主义｡精英阶层强调的个体权利尊重与政治正确,实际上是抑制了言论自由并最终伤及多元民主政治｡[11]因此,政治正确作为一种体现普世关怀的想象与日常话语与生活实践原则,反而偏离了它的价值诉求,并引发草根意义上民粹和极右翼势力的强力反弹｡
7万年前智人出走非洲,以其特有的基因优势､超离尘俗的神圣想象和虚构､宗教意义的膜拜结成一体而逐渐征服其他物种,占据生物链顶端,进而遍布于全球的各个角落,并形成了各各不同的神圣仪式､语言､生活方式､习俗与传统,缔造了众多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民族与国家｡如今,它正面临着肇始于17世纪的科学(普遍理性)与现代人文主义(普世人权)的强烈冲击｡因而现实的尴尬表明:即使到今天,在人性挑战神性的世俗化进程中,基于人类至上的想象乃至理性建构还远未替代传统的神圣膜拜,想象中的共同体与异邦之间的区隔在国界意义上虽然有所模糊,但在国界内外却都得以空前的凸显｡如今全球化时代所表现出的种种集体性失范､反常与病态,丝毫不逊于迪尔凯姆时代变迁中的近代社会｡
不止于此,相对于近代的人神之间的对立,当代社会世俗化过程中两个核心价值取向——普遍理性与世俗人文主义之间又存在着难以消除的紧张甚至悖论:即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其实,相对于当下,迪尔凯姆､斯宾塞以及滕尼斯等所言的传统社会,因为存在众人膜拜的诸神反而更容易理解和掌控｡当人类打破了自己所塑造的神像并从天际线上冉冉升起,人类社会还真未必会进入到一个更加透彻的澄明之境｡
三、社会科学的参与建构和一个更不确定性的世界
从类人猿､智人到现代人的整个人类演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类相互之间合作､经验不断积累与演化的过程｡通过建立共同想象形成集体认同,人类才得以从众多物种中脱颖而出并占据生物链的顶端｡至于人类认识自然世界过程中所创建的科学以及由其演绎生成的技术,虽然提升与改善了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在不断改变着人类交往的环境,但在根本上它不仅不会动摇反而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求,并更加拓宽了人交往的范围｡因此,在本质上社会不是一个个无关联的原子人所构成的松散世界,而是有机的集体性存在｡由此而言,所谓社会之所以可理解､乃至其研究的“科学”规则之所以成立,并非因为所谓社会秩序存在唯实论意义上的先验性,如伊万丝(Mary Evans)所言:“如果说历史给予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人类事务中没有任何一点是‘自然的’”[12],而是由于人参与并想象性地建构的社会必然存在秩序,否则“社会”就不会存在,甚至人类是否能够得以生存都会成为疑问｡
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与征服,淬炼了人类的理性,更提升了其对自我意志与理性的无限信心｡从智人时代到现代,人类社会从未也不可能改变其想象性与建构性的“实在”特质,如果说有所变化,也只不过是因为科学的“祛魅”使得神圣的想象多少地让位于以人为核心的理性建构而已｡当代社会以人为核心的理性建构包括两个维度:源于认知科学的工具与技术理性即目的合理性建构,其基本预设是由个体利益的理性追求不仅会带来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而且会形成一种自然的秩序｡近代以降,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建构基本以此为轴心,由此,这种建构既唤醒也型构了个体乃至民族国家的逐利意识与野心,如一意前行中不可逆转的隆隆战车,不断冲破碾压传统想象建构的束缚,因而全面激活了人与人以及共同体之间的剧烈竞争和冲突｡以全球人类价值为鹄的的世俗人文主义,则作为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另一个维度,一方面以倡导个人自由为此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围绕着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来建构一个民主､众生平等､价值多元和文化宽容的全球美妙图景,以如此一个全新的集体想象性虚构和幻象作为个体与个体､国家与国家间利益分化与社会差异的解毒剂｡
然而,现实的尴尬在于:上述两个维度间的理性建构并不和谐,前者的咄咄逼人与后者的苍白无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球经济与政治制度建构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差异格局,不仅让世俗人文主义“要超越基于狭隘的种族､宗教､性别､民族､信条､阶级和性取向的忠诚,致力于一个人类共同至善”④的想象落空,而且在世界各地愈加激发了各种回归传统甚至极端主义的反动潮流｡这或许并不意味着作为政治正确的世俗人文主义寿终正寝,但至少表明它尚没有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想象与叙事,也意味着全球主义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而最值得玩味的是:在此境遇之中的社会科学又表现出极为特殊的“自反性”｡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个体及其行动与行为,而是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Alexander)所提出的一般化的行动问题｡社会世界之所以可以理解甚至可被“科学的”说明和“诠释性的理解”,就在于人类行动存在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既可以是工具或目的意义上的,也可以是价值层面上的｡正因为存在合理性,社会科学才有了其知识建构的理据与逻辑基础｡故而,针对社会学中各种关于行动的理性与非理性取向分歧与聚讼纷纭的局面,亚历山大认为:各种理性与非理性的预设都有其合理性,但要把前者的“条件性因素与后者的规范性因素理解成与任何一种看待行动和秩序的观点不同的两个部分”,两者间存在互动作用｡[13]早在人类尚属非人时,自然环境和条件就是它生存与进化的条件性因素,从被动的生物本能性适应到以合作的方式主动性适应,人类以文化､技术与制度建构实现了对约束性客观条件乃至自身本能的超越,最终的结果是: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所唯一的天敌不是其他物种而是人类自身｡换言之,一旦人类在生物界获得了无敌天下的地位,生存条件的竞争也就转移到人与人之间､不同人群､民族与国家之间｡无论是资源性争夺､宗教性的信仰冲突,还是各种以正义之名的战争,归根结蒂其实都是生存与发展条件的竞争｡所有的竞争都远非个体所能左右,而是通过特定的想象与建构唤起我/他､同/异的情感和意识与非我族类间的集体搏杀｡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既脱胎于这种人类彼此相残的境遇,如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试图为这种困局寻求破解之道｡因此,自进人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一方面不断扩大自己的畛域,尝试把所有人类行动与社会现象都纳入到可说明或可理解的合逻辑行为范畴,如工具意义上的合手段/目的性､价值层面如韦伯所认为的价值理性即合规范性,即使日常之中大多看似繁乱无序的行为,舒茨认为也符合所谓的常人理性,可以基于特定境遇得以合乎逻辑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基于说明性与诠释性的理论乃至价值立场来介入社会制度建构､政策制订和文化价值的重塑,即以社会科学所特有的关怀､话语和叙事方式来重建人类共同想象与社会秩序,寄望以此来缓解现实中人类社会依旧无所不在的纷争､冲突与紧张,弥合不同利益与价值群体间的鸿沟｡然而,无论是貌似符合大数定律､合乎逻辑的理论解释,还是超越个体､群体传统认同的价值预设与虚构,它们不仅重塑了现实,让既有理论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而且恰恰可能是构成更多利益与价值纷争的渊薮｡因此,鉴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问所存在的差异性､理论解释与功用的局限性､它参与社会现实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背反性,社会科学研究让人们收获的或许不是确信与信心,反而是使人如堕迷雾之中,莫衷一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无意义｡人类社会秩序本身固然是想象性的建构,除非是人类自身还残存的生物性本能部分,余下的都不具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但是,正是因为对未来带有着乌托邦色彩前景的美好向往,我们的想象性建构或许才有更多无限的可能性｡只是需要谨慎的是:从传统到现代,人类曾经的想象性建构由于本身就带有历时意义上的动态性和空间意义的差序格局特征,反而构成当下社会想象建构的现实条件｡超越了一定的现实条件,人类世界或许会陷入更多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正如当下主流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困境——越来越让社会精英匪夷所思的欧美变局——一系列所谓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严格而言,这些黑天鹅事件本身其实并不“黑”,早在冷战结束､全球新自由主义兴起和欧美在中东发动的战争以及颜色革命之初就已经打下伏笔并渐显端倪,如今仅仅是爆发而已｡其根由在于全球精英的信念､信心､预期和秩序建构尚未突破现实条件制约,也超出了既有传统价值的可容忍度与承受度｡
当然,即使有一天,人类真正能够破除历经数万年而形成的众神膜拜所带来的区隔,破解文化价值多元与多样性本身的内在悖论,成就了当今世界社会精英的信心,如MIT校长赖夫(L.RaNd Reif)针对特朗普当选可能对MIT校园引发骚乱所做的宣讲中展现的信念:“作为一个身体力行投身予善的共同体,MIT是最佳美国的缩影:大胆､乐观､致力于开创未来｡以多样化而欣悦而富于活力,尊贤使能,对来自全球的人才､文化与理念的开放性｡谦虚､务实､痴迷于科学､坚持追求真理｡MIT是一个严谨､有独创性和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场所,在此,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聪明､年轻的心灵渴望取得成功,并共同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14],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进入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社会科学具有可预测性?
恐怕不见得!当人类对世界的掌控不再依赖于自己以想象建构起来的神迹,唯存敬畏的对象是人本身——对人自身理性的膜拜,世界也未必更可控更美好｡从智人到现代人,人类在面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以及自身社会的想象性建构过程中,逐渐拥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能力和强大的力量,但对未来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依旧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的末尾断言:人类“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15]｡对此,社会科学应该和能够何为?或许,他对更为雄心勃勃的自然科学“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的追问,反倒为社会科学留下了一点希望也提供了启发:对社会科学反思的迫切性尤甚于自然科学｡
因为自然科学功与过､是与非,毕竞是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形塑的结果,它的不负责任､贪得无厌和不加节制的能力释放,实际上是源自参与社会想象性建构的社会科学的失职｡正如针对全球气候问题,洛曼(Larry Lohmann)忧心忡忡地提到,全球气候的解决困境,表明当代主流社会科学已经深陷危机,无论是接受特定利益群体资助还是持守“政治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热衷于参与碳排放交易和价格工具的精致化,而不是去从事更有助于扭转气候变化的迫切性研究,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气候乃至环境都已经成为可交易的商品｡[16]这无疑表明:社会科学的理性建构其实未必就比乌托邦的玄想高明到哪里｡那么,出路在何方?且留待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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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玛丽•伊万丝.社会简史: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
[13]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1卷):实证主义､预设与当前的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0-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