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的宣传

在产生之初，“家庭学校”就借助新闻媒体扩大了影响力。约翰是“家庭学校”的先驱？霍尔特（John Holt）1977年开始创办杂志《远离学校的成长》（Growing Without Schooling，GWS），很少有订阅者试图向人们介绍“家庭学校”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和批评公立学校的不良情况。霍尔特不得不出资宣传和推广“家庭学校”的理念。正是借助“菲尔”？多纳休节目“多纳休节目”（The Phil Donahue Show），霍尔特出名了，让更多的公众开始关注“家庭学校”。不久之后，《远离学校的成长》的订阅量迅速增加了三倍，达到了1700份；成千上万的信件寄给了霍尔特，其中绝大多数都称赞了霍尔特倡导的“家庭学校”。“家庭学校”的另一位先驱雷蒙德？穆尔（Raymond Moore）也借助《卡潘》（Phi Delta Kappan）和《哈珀斯》（Harpers）这两本极具影响力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早入学的危险》（The Dangers ofEarly Schooling），指出，从大脑发展和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迟到的学生有更强的竞争力，可以避免过早与母亲分离造成的情感问题，然后提倡“家庭学校”教育。这篇文章被美国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选择转载，也产生了轰动效应。

在促进“家庭学校”合法化的过程中，新闻媒体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家庭学校与其反对者——州教育部、学区、学校经理和教师组织的斗争中，新闻媒体非常关注这些事件，并站在父母一边。在媒体描述中，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父母通常是守法公民。他们定期纳税，参与政治事务，与社区其他居民保持良好的邻里关系。然而，他们却遭受了残酷的官僚制度的迫害，让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只是想避免孩子受到千疮百孔的学校教育的伤害，选择自己教育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减轻其他纳税人的负担，但面对诉讼的困境，他们甚至可能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面临家庭破裂的危机。报告指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辍学，公立学校如此严重的失职，但严厉批评“家庭学校”是对学校教育的巨大威胁，这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垄断地位，因为公立学校可以获得与学生数量密切相关的资金。

当新闻媒体这样描述这类事件时，家庭学校的反对者在一定程度上输了：一方面，法官和普通人都更倾向于同情弱势群体，这大大增加了父母胜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即使“家庭学校”在法庭上败诉，“家庭学校”的关注也会增加，使人们更加同情和理解“家庭学校”，进而加剧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谴责学校教育不人性化。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 Apple）指出，公众之所以能迅速建立起对“家庭学校”的好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闻媒体的报道。

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上，到处都在讨论“家庭学校”，“家庭学校”通常被描述为“救世主”，这是一所完全失败的公立学校的替代品。当然，阿普尔怀疑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在他看来，美国的公立学校确实有很多问题，但绝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曾经是，现在也是人民的胜利，它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渠道；“家庭学校”并不像新闻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其中许多报道引用了支持“家庭学校”组织的研究成果，因此不客观、不真实、不准确。[9]

新闻媒体之所以更加站在“家庭学校”的立场上，与美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记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密切相关。与学术研究的伦理立场类似，美国新闻报道也有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性”的潜规则，即“在涉及强弱者和大多数学校和少数学校的差异时，总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即你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10]因此，报道往往更倾向于同情弱者。但无论如何，正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家庭学校”获得了必要的舆论支持，“家庭学校”的合法化进程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