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整个精神文化体系中，哲学是一朵美妙的花。它在整个民族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由于其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论思维，它已成为人类文化的精髓和活灵魂，是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在学科发展中，哲学作为学科的“母亲”已经存在，在各学科实现独立形式之前。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独立，即使与“母亲”分离，也并不意味着学科与哲学无关。相反，在科学的具体发展中，哲学总是支持它，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哲学的帮助。几千年的学科发展历史也表明，哲学的发展以各种具体科学的成果为支撑；同时，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各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指导。

1、哲学对高等教育的贡献

高等教育学科成立仅30多年，但早在古代教育活动开始时，高等教育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对话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包容性和对话性。从早期的哲学、数学、神学，到现代宗教、社会学、自然科学，再到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建立，高等教育一直在各种环境中不断完善自己，以建立坚实的学科基础。

从中世纪大学开始，西方哲学就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知名度。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到柏林大学，都体现了哲学在大学建立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学与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学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主要是什么？西方哲学史明确回答了这一点。哲学在大学中的奠基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哲学的长期发展，才不断在大学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整个文艺复兴甚至科技革命阶段，哲学不仅促进了欧洲大学的繁荣，也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发展。正如张楚廷教授所说，这是“如此全面地影响到文明史的繁荣阶段”。

然而，无论欧洲大陆哲学的惊人趋势如何影响大学，现代中国都是一个总是闭着眼睛的婴儿，并继续沉迷于我们的古代文化。直到被国外的强大的船炮打开，我们睁着朦胧的眼睛看世界，看到机械和船只，即使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悠久，对大学的影响，也不能阻止我们探索新事物，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学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大学忙于教人造船，教人纺织，从各种大学的名字，可以看出。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蔡元培不仅在“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旗帜下重生，而且为北京大学注入了新的哲学精神。他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概念，在其他阶段没有明确提出，“哲学科目，然后超过其他三个科目，是大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三个科目是神学、法律和医学。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也积极响应，显著提高了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从这一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有许多强大的思想家。他们基本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验。他们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正是这种强大的哲学实力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处于国内大学的顶端。然后，一系列的政治困难使本可以扎根的哲学在大学里经历了困难，因此很难培养出有成就的思想家。贫瘠的大学土壤最终没有给哲学足够的营养，促使目前的大学没有坚实的基础，也没有大学应该有的哲学。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整体学术水平较高的大学哲学水平也处于中国的顶端。换句话说，哲学水平与大学水平高度一致。

大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所以高等教育需要认识到这门学科与哲学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促使高等教育学在研究大学时不得不考虑其中不可分割的联系。哲学促进了大学的发展，进而成为哲学成长的苗床。然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深受哲学的影响。许多学科在成立之初就试图从最原始的哲学开始，高等教育也是如此。正是这种根本性的询问，让高等教育学发现了自己与哲学的自然联系。即使这门学科成立才30多年，高等教育学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哲学的支持。

二、高等教育学与哲学的“不平等”

大部分学科都来自于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高等教育也是如此。高等教育起源于教育实践。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的不断升华，形成了当前高等教育研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哲学一直是指导和帮助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帮助者”，也是为高等教育学提供各种理论和方法的“给予者”。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一般是从多个具体实践中获得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从已知到未知，从过去到未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内部组织结构是核心研究对象，了解学科内部组织结构可以更好地研究，因此哲学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由于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和哲学的结合，这一现象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新的综合趋势，即当结构与系统、功能、元素等概念相结合，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时，可以显示各部分的意义，即整体结构的意义。因此，结构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关系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根据个别事物或事实来解释现实。它的基本原理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一定的结构联系或关系中，才有意义。哲学为高等教育学提供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远远超过上述方面，表明高等教育学在这些学科的发展中得到了哲学的帮助和指导，但高等教育学基本上没有理论和方法可以为哲学提供。

三、走向平等对话的科目关系

布鲁贝克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出版，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讨论层出不穷。在最初的学科还没有分化之前，教育和哲学总是处于一种密不可分的状态。直到学科逐渐分化，教育学逐渐建立，再到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学科的分化才未能打破这种联系。从中西哲学史不难看出，深奥的知识总是在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即使在现代，高等教育衍生出的知识传递和创新责任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哲学的帮助。虽然知识的传递包括哲学知识，但知识的创新尤其需要哲学的理论和原理作为成长点，使人类文明不断延续。

虽然哲学方法论和对世界原始的解释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从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它也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如果理论只机械地应用于高等教育实践，就很难提出正确的假设，理论发展也会更加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其本质，并结合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活动，以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这就是学科对话的价值，整个学科从混乱的哲学阶段分化，随着科学过程的个性化、独立，但最真实的联系是不变的，我们也需要在学科分化中找到相互结构和秩序，不仅能保证各学科的有序发展，更重要的是让各学科有对话环境和机制，可以随时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