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一个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不仅受到“血液文化”的制约，而且对其发挥历史性的主动性作用

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融合了语言、文字、习俗、伦理、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军事文化等。人类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只要这种文化得到继承和维护，就有可能承受朝代更替的风浪而不死亡，因此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的“血液文化”。

教育，特别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不仅是中世纪西方职业“俱乐部”专业工具组织和机构，而且是“血液文化”系统继承、发展、创造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是“血液文化”的继承、表现和结构之一。因此，一个民族国家的“血液文化”不仅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或特征）、价值观、责任目标和制度模式也受到其主动性的影响。

（2）高等教育的首要和核心功能是实现国家社会的“上层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人类仍处于资源和财富的有限短缺时期。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仍处于探索和建设不同民族国家的“春秋战国”时代，资源和财富的权力仍然是国家的第一权力。第一治理权力的控制、配置和管理活动超越了物质精神的再生产，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第一治理活动”。正如布罗代尔在《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都是实现上层社会的再生产”。第一治理活动必须培养和塑造从事第一治理活动的统治阶级（阶级、人群）；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根据国家长期稳定、富裕、强大的需要，自然选择和培养国家统治阶级（阶级、人群）的高等教育；同时，高等教育是整合、塑造、继承和发展国家“血液文化”的主要功能组织之一。因此，这种选拔和培养中国统治阶级（阶级、人群）、塑造和继承中国“血液文化”的高等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教学行为和法律制度规范，而是一个民族社会的“上层再生产”。

（3）高等教育以国家社会利益为主要价值观，使学习者全面健康发展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主要和核心职责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这种上层再生产不仅包括中国第一治理活动的主要阶层和政治制度的“再生产”，还包括“血液文化”的整合、塑造、继承和发展；同时，这种“上层再生产”不仅以中国和全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生产和生活创造为目标，而且以中国和全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生产和生活创造为自身发展的基础。这种特殊形式的中国身体功能组织的主要和核心功能、责任目标和存在发展的基础，决定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不是纯粹的个人和个人得失，而是国家社会利益和以此为前提的个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这种“国家社会利益第一”的价值取向，即使在拥有私立大学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四）高等教育是民族国家人体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重器与公器”

高等教育与国家“血液文化”的内在关系、特点或功能分区，其“国家社会利益第一”价值取向，包括“血液文化”的整合、塑造、继承、发展，涵盖第一治理主体阶层和政治制度塑造“上层再生产”的主要责任，形成高等教育的组织特征。这种组织特征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阶层（阶级、人群）的价值观、专业基本素质和社会行为效率，而且进一步影响甚至决定了我国“第一治理活动”的价值取向、运行趋势和整体治理素质，从而影响甚至决定了国家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形成和发展，影响了国家的兴衰。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是国家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重器与公器”。这一观点不仅是1300年的“科举时代”，也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力证明。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

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制度文化体系的科举――高等教育制度文化的本质特征、价值观、责任目标、制度模式等，足以展示或探索一个伟大时代的文化特征，特别是核心政治体系的本质和价值观。从历史调查中可以看出，自秦清以来，中国文化文明、政治文化文明、古代士族精英和“科举”制度文化经历了两个由繁荣到衰落的阶段。秦至唐宋是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重要崛起和发展时期。作为“社会上层阶级的再生产”、中国人体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和“中国重工具”，以及中国文化文明辉煌科举制度，自然成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系和文化的正统范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体系的主流，甚至是世界古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科举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

整合、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国家“血液文化”和“上层社会再生产”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先进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古代中国文化文明演变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总而言之：中国的重器和公器。

（2）科举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和职责目标

打破传统屏障，建立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中低层次知识精英进入国家治理权力中心，将“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先天忧虑”的世界情怀、“明道善济”、“共治世界”的士族政治追求系统化为科举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人格化，中国化为现实贤明的政体和“共治世界”的“士人政府”，总之，价值观是以“内圣外王”和“共治世界”为内涵的“国家社会利益至上”;责任和目标是建立贤明的政体和精英国家治理范式，优化国家栋梁，建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