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进化论是在美国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出现的一次进化论的复兴。怀特、斯图尔德等代表人物提出了关于物质文化、能量、生态、遗传学等理论,对我国当代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关系、教育与社会分工问题、教育改革、教育与文化环境等教育问题上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进化论;科学素养;教育改革;文化环境
一、新进化论概述
(一)新进化论的产生背景
20世纪的前20年,美国的博厄斯学派(历史学派)处于鼎盛时期,博厄斯和他的学生激烈抨击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唯有怀特勇敢地与博厄斯学派和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等人进行一次次的论争,达几十年之久。直到二次大战后,特别到了50年代,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转变,西方许多人类学家重新评价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学说,怀特整理重版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因而新进化主义理论在这样的氛围中艰难产生了。[1]当时,世界各族人民不断要求社会发展和进步,使得思想家和实践工作者们积极探索社会发展,伴随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进化论特别是以怀特为首的被称为新进化主义的理论,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中以及在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发展。
(二)新进化论的主要理论观点
“新进化论”是指20世纪中叶在美国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出现的一次进化论的复兴,在一系列事件产生的前前后后,一些人类学家重新提出并加以修正、改进的文化进化学说。[2]它的理论观点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有所不同,正式形成了一个新学派,它是以“普遍进化论”、“多线进化论”、“特殊进化论”、“文化唯物论”为脉络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有柴尔德、怀特、斯图尔德、萨林斯、塞维斯、哈里斯等。
作为“普遍进化论”代表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Childe)和美国知名人类学家怀特(LeslieA.White)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观点。柴尔德在1936年发表了《人创造了自己》一书,把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同蒙昧阶段(狩猎捕鱼经济)等同起来,把新石器时代同野蛮阶段(初农或饲养经济)等同起来,同时,他提出了一系列术语来描述人类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莱斯利•怀特是新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他把文化这一超有机体划分为几个系统,在文化学和能量学说两大理论方面有很多创新,对后来影响都很大。作为“多线进化论”代表的斯图尔德(JulianH.Steward)对世界古代文化进化的研究中,比较了五个独立发展的古代文明,发现这五个地区不仅经历了相似的演化顺序,而且发展阶段也大致相同,其原因是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这五个地区的发展成为文化进化的一条线索,而别的生态环境与技术的结合,也会产生其他进化路线,这就是多线进化的根据。[3]“特殊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艾尔门•罗杰斯•塞维斯(ElmanRogersService)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认为,文化是由于适应性变异而产生众多的类型,因此文化有其演进的特殊性。“文化唯物论”的代表人物马尔文•哈里斯(MarvinHarris)提出了坚决支持“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持一种“技术生态”或“技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为了生存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条件去适应特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它必定要限制技术变化的比率和方向。[3]。新进化论认为文化进化是多样性的、特殊性的,更加强调技术、生态、经济的作用,这些理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它去辩证地思考我国当下教育问题。
二、从新进化论视角解读我国当代教育问题
新进化论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之一,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文化人类学理论必然对教育起着影响作用。新进化论中的某些理论观点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教育,也延续至今。在教育中,我们可以吸取新进化论中的很多观点,不断改革,以促进当代教育的发展。
(一)用新进化论观点看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关系
新进化论与古典进化论不同,新进化论进一步丰富了进化论的内涵,把更多的自然概念和方法引进了人类学领域,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与以往进化论不同的民族志方法,并且关注个体。新进化论的能量学说、文化生态学说和遗传学说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怀特的理论在解释原始社会进化规律上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唯物主义的,怀特的对于技术的看法,对于我们思考教育中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教育中,关于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之争由来已久,二者交替占上风的局面此起彼伏,对不同时代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国在建国之初,具有较强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人才极为缺乏,但那时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提出了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3月份,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新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且宣读了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4]可见,那时,我国非常重视科学素养,这恰好与怀特重视科学技术,利用能量和能量的投入到生产中去是吻合的,也与怀特把文化分成的三个亚系统有关,第一个就是技术的系统,他强调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构的、物理的、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1]怀特强调技术,而的确,技术在我国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国自然科学快速发展,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迈入了发展最快的阶段,这些与新进化论中重视技术、重视科学素养,是相一致的,科学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缺乏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人才,开始重视人才人文素养的培养,在相当一段时期,人文学科大量重建和新建,我国人文素质整体提高速度不断加快。与此同时,科学素养的培养也亟需提高质量,尤其是我国目前缺乏一批具有较高技术的专业人才,所以我国目前出台政策,提倡高等院校转型,转为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大批具有一技之长的高水平人才,也体现了新进化论中的一些理论。
当然,新进化论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有弊端,我们应理性看待,它在强调技术经济等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忽略了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当今时代,我们在注重科学素养培养的同时,必须注重人文素养的养成,这是未来我们国家的关键。在学校教育中,以往的学科教学过分强调学科的系统性,教育的内容以书本为核心,教材过分的强调知识体系,形成了文理分科教学,都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课程以其较强的整合性成为未来课程改革的趋势。未来的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未来教育也需适应此要求,当代教育既要重视人文素养的养成,又要重视科学素养的培养,二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二)用新进化论观点看教育改革
新进化论认为教育改革中的教育加速进化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出现突变,同时它又承认进化论中的教育改革目标是有其既定性,教育改革发展阶段是有其序列性的。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教育改革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教育的改革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探究的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或许会有倒退、失败,但总体上必须向上发展,任何否认教育的进步甚至做出阻碍教育进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新进化论中强调社会发展的突变或“跨越式发展”。我们的教育改革有可能出现加速进化,但绝大多数情况是渐进的。特殊社会发展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有其跨越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在绝大多数前提下,社会发展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的,教育也是如此,必须按照人的发展规律和教育的发展规律一步步前行,偶尔可以跨越,但大幅度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跳跃式发展必然失败,如学制的缩短等,这样的跨越式发展是不可行的。
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超有机体。他认为,文化这个超有机体的现象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它由一些亚系统组成,即技术的系统、社会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5]这三个亚系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相互影响。怀特用自然科学中有关能量的定律,来解释文化的进化,他认为文化的进化是通过所提供的能量,运动和进化起来的,同时它是按照每人每年所利用的能量总量的大小来做出,他还把文化进化用一定的公式表达出来,而在文化进化发展的历史又分为四个主要阶段。[6]从怀特的这一观点出发,以文化为载体的教育,就应该注意到文化这一超有机体的整体性,从技术、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着手去考虑文化的传递与发展。教育改革要思考如何去传递文化、怎样去传递文化以及传递哪些文化,哪些是文化传递过程中的动力因素,这些问题的思考都将成为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
教育因为其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相吻合,或者是社会的各方面与教育发生冲突,所以才要求不断发展。正如塞维斯提出的“进化潜力法则”,即一个物种或文化系统在既定的进化过程中越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更高等级的潜力就越小。塞维斯在“进化的潜力”一文中,对传播、借用作了充分肯定,他说“:要是所有的生命和文化形式都充分地适应了,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将会停止下来。”[3]教育也如此,它与外部各要素的冲突,导致其不断的去改革以适应各要素的发展,同时教育的各内部要素也在改革过程中经历变化和重组,教育的改革在摸索中前进,可能会有倒退或失败,但总体方向是前进的,而应把精力用在怎么改更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因此教育需要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偶尔条件允许也可以突飞猛进,同时我们要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看待和应对教育改革中的问题,抓住教育改革的重点和关键,不断探索教育改革的内容和有效方法。
(三)用新进化论观点看教育与社会分工
在怀特的理论中,他把文化进化发展的历史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并提出可与前三个阶段相对应的社会系统:一是没有阶级的、平等的所谓“原始共产制”社会;二是旧世界、新世界交替的古代文明国家;三是现代工业化国家。[3]怀特的关于社会阶段的划分,以文化为主要依据,把技术手段作为主要参考因素,它极为重视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现代燃料技术也促进了更大的政治集团之形成,以及政治权力的更加集中。从怀特的理论出发,思考技术的提升,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教育与社会分工在技术进步中的关键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教育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以使其符合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首先,摆在人们面前的是教育的分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我们是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还是重点发展普通教育?答案当然是教育需要遵循市场的选择和个人发展的需要,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个体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不同阶段,社会需求不一样,教育发展的重点就不一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亟需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所以普通教育处在突出发展的位置上,后来随着生产力逐渐的发展,我国对职业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目前阶段,职业教育需求量增大,国家也据此逐渐调整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其规模和提高其质量,其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改革上,部分高校转型为职业院校,以培养更多的职业人才。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思考,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需要为满足社会分工服务吗?教育需要培养分工很细的人才吗?目前来看,教育的使命除了培养人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教育要满足社会需要和个体发展的需要,因此教育就很容易与职业相联系,因为其与社会分工是密不可分的。但教育这种只为满足不同社会分工,极易导致功利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把人作为特殊的“机器”或“工具”来加以培养,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清醒,教育必须立足于培养有健全人格和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在此基础上才是培养具有一定专门化知识与技能的人。
(四)用新进化论观点看教育与文化环境
新一代的进化论者没有把自己囿于心理解释上,而在文化的广泛领域中探讨变迁的动力。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着重指出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技术、社会组织与环境因素的关系有重大帮助。斯图尔德还在他开创的文化生态学,提出了文化类型、文化核心、社会文化整合水平等概念,关于社会文化整合,他把整合形式分为核心家庭、部落(或俗民社会或社区)和国家,把三种不同层次各自的整合力量看成是亲属与经济、宗教以及官僚机构,他的这一分类,把社会文化用分层分类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更容易把握社会文化这一生态系统。此外,特殊进化论尤其在文化和环境的适应性问题上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特殊进化论强调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在其生活的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适应性进化。一般进化论强调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进步都包含了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两个方面。因此,也有人说,“不是人在支配文化,而是文化在制约着人。”[7]但无论人发展程度如何,一个人出生就会处于一种文化环境,就会不断去习得自己民族的文化,而忽略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习得,甚至忽视了个体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每一个体所体现出来的语言、饮食、服饰、习俗,甚至思维和举止都受他所属文化的影响。斯图尔德在文化-生态适应理论中说“:文化变迁可归纳为适应环境。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此概念与社会学的人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是相异的。”[8]教育在文化环境的适应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教育使得人们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文化的发展,学校教育是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有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制度环境等。自然环境包括学校的布局、校园设施、班级环境及规模、教学环境等内部环境建设以及学校所处区域、周边交通、社区环境等外部环境都可以直接成为影响学生适应文化的影响要素;文化生态环境包括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师观念、学校的师生关系等也间接地影响学生适应文化;制度环境包括学校内部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各种监督机制,它们也是影响学生适应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客观地说,学校是一个旨在促进和支持某种或多种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与社会目标的主要教育场域。关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对教育的影响,从其理论本质可以得出,教育的发展需适应环境,这不仅体现在教育的法规、政策上,同时也体现在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塞维斯提出文化沿其多元线发展的、族系的、分化的、历史的过程以及特定文化适应性变异的过程。[5]由于多种多样的环境造成了文化上的变化,产生出自己的形态,所以有其特殊性。所以在不同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由于其文化生态环境不同,教育除遵循基本原则外,还必须根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以适应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
斯图尔德用多线进化的方法来解释两个很遥远互不接触的地区却有着类似的文化。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应该致力于不同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从而能满足不同族群孩子需要,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从新进化论所提倡的文化生态学视角出发,建立满足各族人民需要的且与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教育,帮助他们认同本族群文化,并且培养其跨文化视角,使其理解其他民族文化,达到各民族相互包容、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也是我们所提倡的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在学校中,可以体现在教育目标、教学方式方法、课程设置、教育管理、教育评价等多方面的文化适应上。而以往的应试教育,把人放在考试场中,灌输式的填鸭式的教学,培养了机械式适应的人,是不符合新进化论的理论,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教育的发展要适应多元文化环境,把学生放在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中去,在文化场域中去学习和适应民族文化,成为具有民族精神及跨文化视野的人。
辩证来看,新进化论也是有不足之处的,它的弊端在于过度强调自然科学,还特别强调技术作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忽略了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积极能动性。但总体来看,新进化论的贡献要大于它的弊端。新进化论以其能量学说、文化生态学说和遗传学说中丰富的内涵,在人类学中独树一帜,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特殊性,看到了鲜活的个体,它作为人类学的理论学派之一,为人类学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新进化论在民族质研究上的突破以及马尔文•哈里斯的主客位的研究方法为后来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新进化论理论观点对教育领域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除上述当前教育中的问题,仍有很多问题需待日后进一步深入思考与解读。
[参考文献]
[1]龚佩华“.新进化论的”启示和思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3).
[2]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
[3]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组.全国科学大会始末[EB/OL].2008.3.13.
[5]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6-297.
[6]王建民(译),阿兰•巴纳德(著).人类学历史与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2006.125.
[7][美]怀特,沈原,等译.文化科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