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学校”（Home School）的迅速发展是当前美国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自己到了入学年龄的孩子在家中学习、由家长或专门聘请的教师开展教育而不是去学校报到。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形式，家庭学校”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后便呈现出飞跃式的增长。数据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儿童数量大约在1万到1.5万之间；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2万至24万；在1999年，该数字为85万；而到了2007年，美国已经有大约150万名学生就读于家庭学校”，占到美国全国学龄儿童总数的2.9%。[1]

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要求，义务教育是一种强制性的国民教育，所有学龄儿童都必须接受学校教育；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的。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大多数“家庭学校”不敢透露他们在家教育孩子的行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学校”已经在美国各州合法化；到1993年，虽然仍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和要求，如将“家庭学校”定义为私立学校，并附有一些条件限制，但美国基本上允许“家庭学校”的存在；此后，通过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家庭学校”逐渐稳定了其合法地位。现在，虽然关于“家庭学校”是否合法仍存在争议，但总的来说，“家庭学校”的合法性得到了认可，为“家庭学校”的发展消除了一个重要障碍。在美国“家庭学校”的合法化过程中，多种力量共同发挥了作用。

“家庭学校”的成功实践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对“家庭学校”知之甚少，对“家庭学校”的认可度相对较低；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而不是上学，人们对“家庭学校”的了解越来越多，对这种教育实践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

可以认为，选择让孩子上“家庭学校”的家长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任，让人们意识到“家庭学校”不是盲目反对学校教育的做法，而是对教育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家长的理性选择。

在开办“家庭学校”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许多家长选择逃避，甚至没有到学区为孩子注册；但许多家长征服了当地学校管理委员会，让教育行政当局认可他们的行为。曾经有一个例子：为了让他的“家庭学校”得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父母把他的教学计划送到当地学校管理委员会审查，并邀请他们在家观看他的教学活动。“家庭学校”的教学活动给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名成员后来回忆说，他开始不认识“家庭学校”，但在看到这里的教学实践活动后，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母的认真和负责任，让他相信她可以教好他的孩子。[2]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家庭学校”培养的孩子并不比普通学校培养的孩子差。劳伦斯？拉德纳（Lawrence M.

Rudner）对“家庭学校”学生的学业成就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调查，调查对象为20760名“家庭学校”中小学生。通过使用爱荷华州基本技能测试（Iowa Tests of BasicSkills，ITBS）学业成绩与熟练程度测试（Tests of Achievement and Proficiency，TAP），拉德纳分析了这些学生的学业成就和能力，并与在普通公立或私立中小学学习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家庭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明显高于普通中小学生的平均成绩；从小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学生表现优于接受过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家庭学校”学生；此外，从五年级开始，“家庭学校”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的优势将更加明显。[3]布雷恩？雷（Brain D. Ray）对过去20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包括小规模调查，以及全国乃至全国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这些调查表明，“家庭学校”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学业成绩总体上高于普通公立学校。而且，即使在家庭收入低、家长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中，“家庭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仍高于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平均水平。[4]

社会化问题曾被认为是“家庭学校”学生面临的最大障碍，因为学校作为一种群体生活的组织形式，在培养学生社会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学校里，学生们意识到了什么是权威，如何遵守社会规范，以及如何与他人交流等必要的社会技能。因此，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家庭学校”很难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公民意识，因此很难使儿童顺利实现社会化。但随着“家庭学校”培养的孩子逐渐长大，人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孩子似乎受过教育，成熟，善于说话，充满爱和同情心。理查德？

梅德林（Richard G. Medlin）认为，要讨论“家庭学校”儿童的社会化问题，首先要界定“社会化”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化是一个人获得必要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使他能够履行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效地参与社会的过程。他发现，“家庭学校”的孩子可以参与社区活动，掌握必要的行为准则，表现出成熟的社会能力和领导能力，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家庭学校”的孩子也可以实现社会化。[5]这为“家庭学校”的支持者游说和促进“家庭学校”的合法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