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闽语地方教育是指厦门地方政府在普及教育过程中，有目的地向当地居民提倡认识闽南语，进而推广闽南语学习的教育政策。福建和广东都是南方方言的重要地方，两省各执不同于普通话的方言。在全国推广过程中，广东粤语地方保护与推广政策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矛盾。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闽南语能幸免于难吗？带着这种关怀，我们可以从非语言学的角度探索现代闽语的发展演变，窥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厦门闽语地方教育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的闽南语

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掀起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浪潮以来，文化界主流一直致力于将白话文推向极致。此时，地方方言的地方教育没有得到重视。受革命浪潮影响，地方进步文人积极关注官方语言，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尊重革命，寻求进步。这是民国时期的《福建日报》、《厦门日报》发表的文章非常明显。

厦门闽南语和广府方言都是古代汉语发展的产物。闽南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亲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在几次中原混乱中，黄土流域居民流离失所，南迁，大部分定居在闽南。由于厦门位于“浮岛，碧海环绕”，属于南蛮地区，难以与中原联系。随后，定居厦门的居民缺乏与外界的开放交流，使用的官话逐渐发展成为独特的闽南语。

1956年，政府正式开始实施推广政策。1958年1月初，全国政协委员会召开报告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透彻地阐述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实施汉语拼音计划”。从那时起，虽然当地方言不是万马齐鸣，但它们都处于死亡的命运之中。一方面，厦门闽语难逃这场灾难，全市争相学习普通话。另一方面，为了向台湾传达共和国之声，闽语广播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推广的到来而结束。这也是厦门闽南方言的特殊待遇。

1958年8月4日，《厦门日报》第三页刊登了《飞机》不是《辉机》――关于闽南人如何学习普通话的文章。本文开头有这样一段：

“我们知道，演讲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想法。如果演讲不准确，就不能很好地传达我们的想法，也可能造成混乱。一般来说，闽南人说普通话，由于方言的影响，有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有规律可以找到，只要我们能找到它的规律，学好普通话就不难了。”

大致可以看出，在推广过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外，社会层面还努力通过报纸媒体推广推广。在报纸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是学习全国推广的政策精神，也有为闽南人民保护闽南语的意义。

一些看似普通的学习普通话的简单发音纠正方法，其实也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本文在发音纠正上引用了几个有趣的闽南人发音错误的词语:

“闽南人说‘国防’，但北京人听起来像‘国王’，‘飞机’变成了‘辉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地方(荒)、吃饭(患)、奋斗(混)、房(黄)、命令(昏户)括弧内的字，说明闽南人读错了声音。”

不难发现，“国皇”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对反动，这让人们怀疑它是在捍卫清朝。如果这种只是字面意思的解释，本质上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识形态内涵，那么吃（短缺）、奋斗（混合）斗争，命令（昏）这个词的错误发音阅读规则应该能够大致反映一些公众的愿望。在大跃进时期，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在数据上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在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相反，一些政策在实施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俭是人们生活的正常状态，导致公众长期徘徊在衣食住行线上。所以吃（荒）、奋斗（混合）斗争、命令（昏暗家庭）这个词的内涵也很明显。普通话的实施使闽南人统一为国家标准，对政府加强思想管理和统一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这类文章在厦门日报也有续集，1958年8月30日的《厦门日报》刊登了《不要叫错“史老师”――谈闽南人如何学习普通话之二：

“闽南学生叫‘史老师’，北京老师听起来像‘死老私’，你说笑话不笑话？”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被称为“死老私”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死老私”是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贬义词。可见，闽南方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后，逐渐偏向于普通话发音纠正，这也是政治运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