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12016年1月至8月在医院微创中心就诊的不孕症患者112例，均为女性。患者平均年龄(299).71±5.29岁，文化程度：初中以下62人，中专以上19人，大专以上31人。职业：失业49人，员工29人，务农14人，其他20人。不孕症状：原发不孕58人，继发不孕54人，不孕3年。良性肿瘤切除术12例，双侧输卵管近端结扎远端造口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准备47例，盆腔或宫腔粘连松解，双侧输卵管通液36例，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6例，子宫纵隔切除术4例，子宫内膜异位电例。

1.2.纳入和排除标准

①标准：不孕时间超过1年，有手术指征。②排除标准：非生殖系统疾病和精神异常不孕患者。

1.3调查工具

1.3.一般数据问卷采用自编一般数据问卷，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诊断、手术等。1.3.2状态焦虑量表（S-AI）[2]由Spielberger等人编制，用于评估压力下的状态焦虑，分为20个项目，其中一半是描述负面情绪的项目，一半是正面情绪。每个项目按1~4级评分，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一些，3表示中等程度，4表示非常明显。所有正性情绪都是反序计分。最小值20，最大值80，分数越高，焦虑程度越大。正常女性总样本分为(388).97±8.45分，本研究将得分高于平均分0.5个标准差以上者视为焦虑。1.3.中文版医学应对问卷（MCMQ）[2]MCMQ包括面对、回避、屈服三个维度，共20个项目，每个项目按1~4级计分，8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个人越倾向于采取这种反应。

1.4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由专人发放，由自愿参加的患者自行完成。共发放问卷115份，回收有效问卷112份，回收率97.4%。

1.5统计学分析

计量数据中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分析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Spearman秩序相关法。所有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标准α=0.05，以P＜0.05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2结果

2.1.不孕症患者术前状态焦虑与医反应的比较

术前状态焦虑检出率为54.46%，平均分为(44).14±8.36)分，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05).01±2.分为(152).73±2.86)分，屈服维度分为(86).68±2.54)分。与常模得分相比，在面对、避免两个因素时，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05)屈服因子的差异没有统计意义（P＞0.05）。

2.2.不孕症患者术前状态焦虑和医学应对单因素分析

在本研究中，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不孕原因和时间对状态焦虑和医学反应没有影响，差异没有统计意义（P＞0.05)。但30岁以上，不孕时间3年以上，文化程度高，专业患者焦虑程度高，容易屈服。

2.3.不孕症患者术前状态焦虑与医学反应的相关分析

在这组患者中，回避因素与状态焦虑的相关性没有统计意义，相关系数为0.017和0.129.屈服因子与状态焦虑评分呈正相关，说明不孕患者越容易屈服，状态焦虑水平越高，差异具有统计意义（R=0.342，P＜0.01）。

3讨论

3.1.不孕症患者术前容易采取面对或避免的医反应

本研究表明，虽然不孕症患者术前焦虑水平较高，但许多患者采取了面对和避免的医疗反应，少数患者采取了屈服的消极反应，这与卢凤笛等研究一致。在中国，不孕症患者，尤其是妇女，更容易承受各种压力，加上对配偶的内疚，焦虑和抑郁是最常见的心理问题。研究表明，随着不孕症年限的延长，他们的婚姻适应性下降，婚姻危机。大量文献报道：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差，抑郁症发生率高于常规模型或健康孕妇。

3.2.不孕症患者的状态焦虑水平较高

在本组采用屈服应对方式的患者中，屈服应对与状态焦虑呈正相关，其状态焦虑水平较高。因此，护理人员应多渠道关心患者，获得患者的信任，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更好地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7]。综上所述，不孕症患者术前焦虑水平较高，但术前变化明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面对和回避，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护理人员要了解和重视不孕症患者独特的心理状态，及时有效地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满足其需要；对于屈服的患者，要引导他们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降低焦虑水平，积极配合治疗，提高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