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断鼓吹“法治”如今，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制度化的时代，文学被现代定义为现代“想象”和“虚构”越来越多的东西无法摆脱各种权力制度的监管。现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被权力标记的东西。“产品”。然而，相反，制度和法律也依赖于叙事、想象和虚构。

最近，在一次会议上，韩玉海说，经济系是以中文系为基础的，很多人都笑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和精彩的洞察力。然而，恐怕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只是觉得这种说法够荒谬的，所以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韩玉海想告诉我们的是，今天对金钱的崇拜不仅是基于某种刚刚创造的理论，也是基于我们崇拜的所有价值观和制度不是永恒的固定，而是不断的虚构创造。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神话和最神圣的价值。现代是一个国家不断提取权力，不断将权力集中在国家的过程。现代的趋势是，国家权力无处不在，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地渗透到各个地方。权力不仅成为控制我们的环境，也渗透到我们的身心。“天高皇帝远”只是过去的传说。在现代，我们每个人都处于透明状态，在国家权力面前无处藏身。所谓的现代化不仅是军事、法律和国家机器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我们身心不断的过程。“被现代化”的过程。从“锻炼身体”到“隆胸”，“瘦身(舍宾)”，从“脱裤子”到“洗澡”，“洗脑(概念更新)”，我们的身心也在不断发展和格式化。制度越来越完善，技术越来越成熟，从“三围”到“小康”，我们的生活，身心也越来越达标。在我们的生活中，心灵和身体越来越服从和依赖(权力)制度和技术。

正如我们常说的，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党组织和国家。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应归功于文学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没有党，我们就无所作为，如果没有一套文学法律和制度，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写作。文学不断建立各种表达和写作机制。在古代，用文言写作就是用文言写作“雅”用白话写是的“俗”相反，在现代，白话写作就是白话写作“雅”用文言文写作就成了“俗”或者“保守”。《诗大序》说“诗言志”于是我们言志；陆机说；“诗缘情”所以我们抒情；有人说；“诗庄词媚”所以我们写诗的时候要道貌岸然，写诗的时候要到处浪漫；在诗中，誓言要发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写字的时候，可以“忍把浮名，换了浅倒低唱”。梁启超将小说与消遣游戏乐游戏和个性解放、社会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创作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宏伟的叙事“政治小说”之后，小说从“下流”一跃而成为“正宗”，直到“解放”后“作家”成为“国家干部”（其反面是“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与建设密切相关。严家炎：“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药》、《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形象化的民国建国史”。杨沫写《青春之歌》时，梁斌写《红旗谱》时，刘青写《创业史》时，都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史或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史诗。我们不仅把民族国家作为文学创作的最基本依据，而且把民族国家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最基本参考。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分水岭。文学创作已成为新国家和社会创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制度已成为国家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上世纪80年代，当“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之后，王蒙注意到了“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这一现象，文学越来越疏远于政治制度，也越来越接近经济制度。文学脱离了文学。“为政治服务”取而代之的是控制“市场化”和“商业化”控制。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文学就有所谓的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去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等新的表达和编码逐渐成为规划和组织中国文学生产的一种方式。“诺贝尔文学奖”写作已经成为中国作家最伟大、最神圣的目标，为名叫马悦然的瑞典老人写作。诺贝尔文学奖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成为服务中国作家的重要权力和制度。“什么是文学？”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中国有最终决定权。此外，还有。“五个一工程”文学法律和定义表达了不同目的。

在崇拜资本主义法律的人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法治，其他社会也没有法治。虽然中国有中国法律，美国有美国法律，秦朝有秦朝法律，清朝有清朝法律。文学总是受制于不同的制度和法律，总是用自己的文学法律和制度来否定和贬低其他文学法律和制度。在胡适看来，中国古典小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在林救看来，狄更斯就像中国的司马迁，也是一门伟大的文学。它是多么给西方文学面子啊。在80年代信奉“纯文学”文学史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垃圾。在旗手江青看来，从国际歌到国际歌，“样板戏”之间是一片空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崇拜者眼中，中国现代文学没有“大师”。余平伯指责高鄂为什么要继续他的《红楼梦》，因为根据浪漫主义文学法，《红楼梦》只能是曹雪芹个性的产物，是他个人灵感和天才的结果。周作人高高挂起“性灵文学”的招牌，把“载道的文学”和“赋得的文学”轻蔑地踩在脚下，但中国古代文人可以轻蔑地踩在脚下，“唱和”，可以“赋得”，可以“联句”……。我们用一套文学法律和制度打倒和取代了另一套文学法律和制度。每次我们握着尚方之剑，我们都会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