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中,跨国民族及跨国民族问题从边缘向前沿的转变,推动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跨国民族形成的复杂性､国家利益的驱动､跨国民族问题的尖锐化以及既有研究范式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从内､外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促使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跨国民族;研究范式;动力机制
“跨国民族”概念的提出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跨国民族和跨国民族问题研究却可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中国边疆危机所引起的关注和相关研究[1]｡20世纪30､40年代的边政学研究,进一步为跨国民族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突破历史地理的局限,出现多学科参与,尤其注重借鉴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新兴学科理论方法的趋势,边疆民族及边疆民族问题开始受到关注[2]｡出现伊始,边疆民族研究仅为边缘学科的边缘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边疆民族研究持续升温,突破一国的疆界,上升到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的研究层面,日益成为倍受关注的前沿问题｡不仅民族学､人类学大做文章,经济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国际政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纷纷加入研究行列,形成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多维视野,不断向独立学科方向发展｡
时至今日,跨国民族及跨国民族问题研究,不仅具有学科建设方面的学术价值,更主要的在于,它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然而,由于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范式,跨国民族研究显得成绩突出而效益不彰｡跨国民族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呼唤研究的革命性变革,而研究范式的创新在变革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深入探析推动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动力系统的基础上,反思研究的方法论,建构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框架结构,创新性地系统化完善跨国民族研究范式,对跨国民族研究而言,不仅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础,更是突破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瓶颈的关键｡
总体而言,从边疆民族到跨国民族①,该领域的研究不断从边缘向前沿发展｡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分析跨国民族研究逐步演变成为国际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深刻历史和现实原因,是探析推动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动因体系的主要途径｡
一､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背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跨国民族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跨国民族是民族过程和国家过程交叉演进的产物,伴随着民族国家,具体而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形成｡在地广人稀的历史时期,人类拥有足够宽广的生存空间,国家的基本地理格局为“中央—边疆”,边疆是与中央渐行渐远的模糊概念,既不是一条清晰的地带,更不可能是一条边界线,划定国界显得毫无意义｡可以说,在国家形成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很多国家的疆界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国界线｡关于国界的形成,具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很多地区和国家界线的划定,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产物｡世界人口的增长和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膨胀使人类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划定清晰明确的国界作为国家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可逾越的鸿沟变得十分必要而迫切,或由于战败而被迫割地,例如,近代中国东北､西北地区的广大国土被迫割让;或由于国土的买卖,例如美国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州等,引起的国土主权变动,决定了国界的划定与明确化｡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期间,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浪潮,使欧亚非等许多国家独立,取得了民族国家的地位[3]｡地域边界权力成为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民族国家最高权力——主权的核心表达之一[4]｡第三,由于某些大国､强国的利益需要,或者由于某些民族的独立建国诉求,导致的国家分裂,也是国界划分的直接原因｡例如,印巴分治､南北朝鲜､南斯拉夫分裂､苏联解体等｡伴随着国界的划定,民族过程被国界分割,很多世世代代具有共同地域的同一民族,被人为划分到了不同的国家,从而成为跨国民族｡
另外,民族迁徙也是形成跨国民族的主要原因｡民族迁徙有多种情况,可能纯属于自然的“逐水草而居”,或由于商贸往来等的需要而迁徙,也可能迫于国内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压力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还可能由于国外因素的影响而迁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外侵略和对他国的占领,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的或有组织的移民｡
伴随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国界划分和民族迁徙,是跨国民族形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又都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和多种可能｡错综复杂的跨国民族形成原因,导致了错综复杂的跨国民族问题,致使跨国民族问题不断升温升级,成为国际热点和前沿问题｡现代民族国家的发生､发展过程,要求建构创新性､系统化的跨国民族研究范式,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服务｡
二､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跨国民族问题的存在变化
当前世界上的3000多个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每个国家和地区约有15个民族,尽管实际分布并不均衡,各国分布的民族个数相去甚远,但是,一国一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国家,都有跨国民族分布,潜在跨国民族问题风险｡中国有31个(另一说为34个)民族与14个周边国家跨居[5]5;非洲700多个族体中约有135个(另一说为150多个)民族跨居在53个国家,其中,富拉尼人跨居16个国家,斯瓦希里族跨居11个国家[5]255-257｡欧洲有大小民族160多个,几乎各国都有跨国民族;亚洲有1000多个民族,是跨国民族最多的大洲之一,其中,俄罗斯人跨居15个国家,100多个国家有朝鲜族分布[6]19-31｡汉族则可能是世界上分布最广､跨国最多的民族[7]｡而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在世界人口频繁跨国流动的今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具有跨国民族的意味或具有成为跨国民族的倾向｡毫无疑问,跨国民族是产生跨国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跨国民族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跨国民族问题,跨国民族是否总是制造跨国民族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首先,跨国民族的存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或潜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民族分离主义的极度膨胀导致跨国民族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挑战所在国家的领土主权和现存国家结构体系｡国家领土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同意跨国民族独立建国的要求;现存国家结构体系得到国际法的认可,因此,独立建国很有可能是对国际法的挑战,所以,一般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第二,“敌对国家”或不法分子利用跨国民族制造事端,侵犯跨国民族所在国家主权,危害跨国民族所在国家利益｡最严重的可能是策动跨国民族独立建国,分裂､瓦解跨国民族所在国家,或削弱跨国民族所在国家实力｡其他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利用跨国民族制造事端,引起社会动乱,制约所在国家的发展｡或利用跨国民族进行宗教渗透､意识形态渗透,或走私武器､毒品等｡第三,跨国民族中的某些人利用跨国往来的便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制造社会问题｡诸如走私､拐卖人口､非法移民､缔结非法婚姻等｡第四,跨国民族关系的恶化导致跨国民族所在国家间关系的恶化｡诸如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及其他纠纷,导致国家之间的对立,乃至发生战争｡第五,由于跨国民族所在国家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导致跨国民族各方发展的巨大差距或其他待遇的巨大反差,引起相对落后或受到不公平待遇一方对所在国家的不满,进而产生离心倾向,要求自治,乃至要求独立｡以上可见,跨国民族的客观存在,是产生跨国民族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跨国民族的存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或潜在的问题呈现出从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转化｡无论何种问题,最终都可能危害所在国家的主权或利益｡
同时,跨国民族的存在,也并不总是导致跨国民族问题｡跨国民族之间的“和平跨居”和友好往来(交往､交换､交流),可能促进国家间的睦邻友好关系,通过民间外交促进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即便国家之间陷入战争状态,跨国民族之间的地缘､血缘､姻缘等“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和共享的历史记忆､宗教信仰,使跨国民族之间仍然保持友好往来的关系,中越战争期间中越跨国民族之间就或多或少维持着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对于解决国家间的关系问题,能够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方面,跨国民族的确在某些国家引发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一些国家因民族问题而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一些国家因跨国民族而焦头烂额｡另一方面,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和友好往来,是一些国家之间睦邻､善邻､和平共处与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无须讳言,存在跨国民族的国家,都有跨国民族问题爆发的潜在风险｡跨国民族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不断变化,构成了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
三､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推动力:国家利益驱动
跨国民族研究发生发展的动因,从国内情形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边疆危机引起了人们尤其是有识之士对边疆地区的关注,目的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救亡图存,在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中发现了某些民族的跨国居住现象,积累了一定的相关调查研究资料｡在这一进程中,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引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二是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国民政府出于政治统治和巩固国防的需要,以及中国学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自强精神,民国时期掀起了调查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热潮,当时被调查的民族,全部属于现今中越､中老和中缅之间的跨国民族｡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而进行的民族识别,很多调查研究涉及跨国民族｡四是20世60､70年代,中印､中苏关系紧张而加强了对相关地区跨国民族的研究｡五是改革开放之初正式提出跨国民族概念,正式启动跨国民族研究,跨国民族研究开始向学科专业方向发展｡六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行沿边开放,跨国民族研究迅速升温,乃至某些省领导亲自挂帅,引领跨国民族研究｡1992年,国家开放了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加强了边境贸易,形成了广泛的跨国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但某些地区也出现了利用边境贸易贩运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些新情况促使学者们在研究理论问题之外,也开始对中国边疆地区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中国的陆路边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跨国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与19世纪80年代西方列强侵略造成的危机所引起的关注不同,这一次是国家兴盛发展的需要,以及促进边疆各民族发展的需要而引起的关注｡七是进入21世纪后,边疆少数民族研究领域中对跨界民族的关注日渐加深,其研究课题由以前针对跨国族群基本情况的描述和跨界民族相关概念及其理论的探讨扩展到多个方面,如跨界民族族群之间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跨界民族族群的历史渊源关系;跨界民族语言研究;跨界民族文学研究;与跨界民族相关的边贸经济､区域经济研究;跨界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研究等方面｡
由此可见,跨国民族研究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国家前途命运､根本利益或大政方针密切相关,国家利益是跨国民族研究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因,更是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推动力｡
四､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牵引力:跨国民族问题的尖锐化､复杂化
跨国民族研究之所以成为国际热点和前沿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跨国民族问题的尖锐化复杂化｡自20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战以来形成的两极格局和“冷战”终结,诸多桎梏骤然松绑,在世界格局转换和多极化进程中,民族主义成为最具感召力､最能鼓舞人心､最容易牵动人们神经和激发热情的旗帜,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个主义”互相交织,推波助澜,使跨国民族问题成为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跨国民族研究从边疆民族问题､边缘交叉学科转变成国际政治热点和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前沿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热点问题都与跨国民族密切相关｡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二战以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80%以上与民族问题有关,其中,绝大部分涉及到跨国民族问题｡世界各大洲､各地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跨国民族问题｡前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跨国民族问题突显｡中东地区的民族问题一直以来错综复杂｡东欧是欧洲民族问题最突出､最尖锐的地区｡这里的民族矛盾曾经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尔干半岛爆发的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都与跨国民族有关｡东欧14个国家都是多民族结构,都存在跨国民族和跨国民族问题｡南斯拉夫解体前有5个跨国民族,一分为五后,跨国民族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即使到了今日,由跨界民族问题引发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于东欧地区”[6]47｡波兰的11个少数民族中,最大的3个是跨国民族｡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北爱尔兰问题｡亚洲有1000多个民族,是跨国民族最多的大洲之一,比较突出的跨国民族问题有西亚库尔德人问题､西亚和南亚的白鹭之人中亚俄罗斯人问题､东亚的“泛蒙主义”与朝鲜民族问题､南亚斯里兰卡的跨国民族问题､东南亚跨国民族与毒品问题､非洲的泛索马里主义与非洲之角的动荡､胡图人与图西人在非洲大湖地区的仇杀等｡
中国与15个国家接壤,有56个民族,占世界民族总数的比例不到2%,但是,有31个民族与除巴基斯坦外的其余14个国家跨国而居,占中国民族总数的55%,这在世界各国中是少见的｡在这些跨国民族中,有的跨居3国,有的跨居4国｡在中国东北和西北方向上,多数跨国民族的主体在国外,并形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而在西南和东南,多数跨国民族的主体在中国,国外很少存在跨国民族政治实体｡这些跨国民族总体上属于“和平跨居”,但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民族问题众所周知｡
五､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内在动力:既有范式的局限与现实需要的矛盾
跨国民族研究的既有范式虽然尚无系统总结,但从其研究的问题与研究方式可以窥其一斑｡国内以往的跨国民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跨国民族的界定与分类､跨国民族基本情况描述(民族志记述)､跨国民族与领土纠纷､跨国民族与国防安全､跨国民族与地缘政治､跨国民族流变与历史文化､跨国民族的特征､跨国民族的发展趋势研究､跨国民族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探讨､跨国民族之间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跨国民族语言研究､跨国民族文学研究､与跨国民族相关的边贸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跨国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研究(经济､婚姻､治安等)､跨国民族问题研究(贩卖毒品､走私军火､拐卖人口､跨国赌博､跨国婚姻､非正常人口流动和非法移民､自治或独立运动等)､跨国民族政策比较､跨国民族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外跨国民族､跨国民族与国际关系､非周边国家跨国民族研究(出现在海外民族志､世界民族､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跨国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跨国民族的“跨居模式”､外国解决跨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与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解决跨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等｡研究主体以专家学者“个人奋斗”为主,也有少部分课题组｡例如,刘稚等人就长期“孤军深入”跨国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研究方法继承了以田野调查为主的优良传统,民族志记述明显优于理论探讨｡
在此研究范式下,中国的跨国民族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亟需研究解决｡一是不同学者对于研究对象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了一些具体研究对象的不一致｡先后提出了“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跨国族群”､“跨国人民”等概念,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二是与一般的资料性研究比较,民族志记述较多,理论研究较少,深度不够｡三是对国际上本领域的研究了解很少,并没有有意识地给予太多的关注｡四是以中外跨国民族研究为主,对国外跨国民族的研究较少,目前还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仅有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对跨国民族的研究不仅局限于中国的跨界民族,而且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跨界民族,但是这一部分的研究与中国跨界民族研究而言显得十分薄弱,主要是介绍性和描述性的研究｡五是对跨国民族的国外部分调查研究明显不足,往往按照国内部分的情况“以偏概全”｡六是针对性不强,如何解决跨国民族问题的“应用研究”不足,对策思路不多,研究不到位｡跨国民族研究的特殊性之一,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所有相关学术研究和发现,关键在于“改造世界”｡只有落脚到实践要求和“对策思路”,研究才“到位”｡虽然有通过替代种植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的“勐海模式”等探讨,也有站在国内立场单方面解决好“兴边富民”从而妥善处理跨国民族问题的探索实践,但既有研究中视野狭窄､观念传统､对策乏力,缺少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七是学科建设要加强｡方向需要凝炼,平台需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需要配套,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尽管目前投身该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明显增长趋势,但较有见地的成果主要还是出自少数几位专家｡八是研究机制需要创新｡由于跨国民族研究涉及国际问题,跨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敏感性,意味着跨国民族研究仅靠少数专家学者的努力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要想卓有成效,必须有国家的鼎力支持和国际合作,必须有配套的机构､政策､团队､经费等的支撑作保证,才能顺利开展｡
此外,专家学者的努力,是跨国民族研究走向前沿的主观因素｡跨国民族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总之,从现实的角度看,由于跨国民族问题的普遍存在,国际敌对势力利用跨国民族制造事端的事件愈演愈烈,跨国民族和跨国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国家不得不面对､学者不得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现实过程中解决跨国民族问题的需要日益强烈,跨国民族问题从边缘向前沿转化,跨国民族研究也从最初解决边疆民族发展需要的边疆(边政)学研究的边缘问题,日益演变成多学科交叉的前沿性综合研究,构建新的研究范式成为理论和现实研究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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